广东省中山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中山市城乡居民门诊基本医疗保险暂行办法的通知
中府〔2008〕36号

火炬区管委会，各镇政府、区办事处，市属各单位：
现将《中山市城乡居民门诊基本医疗保险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贯彻执行。

中山市人民政府
二○○八年三月十九日

中山市城乡居民门诊
基本医疗保险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完善我市社会医疗保险制度，进一步提高城乡居民医疗保障水平，在住院基本医疗保险“保大病、保住院”基础上，建立门诊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根据国家、省、市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本市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门诊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对象为本市户籍的城乡居民，但参加我市综合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人暂不纳入门诊基本医疗保险参保范围。
第三条 门诊基本医疗保险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个人缴费、集体扶持、政府补贴相结合的原则；
（二）“以收定支、收支平衡”的原则；
（三）参保人义务与权利相对应的原则；
（四）重点解决参保人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门诊医疗部分费用的原则；
（五）根据村（社区）医疗机构建设情况，实行逐步推进的原则。
第四条 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是门诊基本医疗保险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办法的组织实施；市卫生局负责村（社区）医疗机构建设布点工作；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门诊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的筹集、管理和待遇给付等工作；镇（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镇（区）级医疗机构配备相应人员，负责辖区内实施门诊基本医疗保险的具体工作。
市财政、发展和改革、税务、食品药品监督、审计、民政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实施本办法。
第五条 门诊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的来源：
（一）参保人个人缴费（含村集体补助）；
（二）市、镇（区）两级财政补贴；
（三）门诊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的存款利息；
（四）其他收入。
第六条 门诊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标准为每人每月8元，其中参保人每人每月缴费2元，市、镇（区）两级财政各补贴每人每月3元。
第七条 实行一级财政管理体制的镇（区），市财政不再负担门诊基本医疗保险补贴经费，市财政补贴的份额由镇（区）财政承担。
第八条 门诊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标准，可根据本市经济发展、医疗消费水平以及门诊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支出情况，报市政府批准后作相应调整。
第九条 门诊基本医疗保险年度与城乡居民住院基本医疗保险相同。
第十条 参保人缴纳门诊基本医疗保险费，由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委托商业银行扣款，地税部门征收。
市、镇（区）财政承担的门诊基本医疗保险费补贴，由财政部门按参保人员名册统一核付。市、镇（区）财政部门须将本级财政承担的门诊基本医疗保险费补贴纳入当年财政预算，其中镇（区）级财政承担的门诊基本医疗保险费补贴，由市财政在返还镇（区）财政经费中予以扣收，并按时统一划入门诊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专户。
第十一条 门诊基本医疗保险费纳入市财政专户管理，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拖欠、贪污、挪用、截留和侵占，违者除责令如数归还外，还须依法追究其行政、法律责任。
第十二条 门诊基本医疗保险实行门诊费用包干制度。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根据各镇（区）级定点医疗机构负责的包干参保人数，将门诊医疗包干费用拨付给各镇（区）级定点医疗机构统筹使用。
第十三条 门诊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年终清算出现超支时，由市、镇（区）财政共同负担。因突发性疾病、流行性疾病和自然灾害等因素造成急、危、重病人剧增，导致定点医疗机构救治所发生的医疗费用超出门诊医疗包干费用时，由市政府协调解决。
第十四条 门诊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按国家规定免征税费。
第十五条 参保人按规定缴交门诊基本医疗保险费后，自缴费次月起，享受本办法规定的医疗保险待遇。参保人停止缴交门诊基本医疗保险费，自停止缴交月的次月起不再享受相应的医疗保险待遇。
第十六条 参保人每次就诊发生属报销范围内的门诊医疗费用，在村（社区）定点医疗机构就医的，门诊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支付60%，个人自付40%；在镇（区）级定点医疗机构就医的，门诊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支付20%，个人自付80%。
第十七条 门诊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每人每社保年度累计支付限额为250元。
第十八条 门诊基本医疗保险待遇的调整，由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提出具体方案，报请市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十九条 参保人门诊就医，原则上应到本村（社区）定点医疗机构诊治；病情需要的，可到本镇（区）级定点医疗机构就医。
第二十条 各定点医疗机构建立信息化管理系统，对门诊基本医疗保险实行信息化管理。
第二十一条 参保人因病在定点医疗机构就诊，应出示本人社会保障卡，并凭本人社会保障卡进行费用结算。
第二十二条 门诊基本医疗保险报销范围包括：
（一） 使用《中山市城乡居民门诊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范围内药品所发生的费用；
（二）肌肉注射、皮下注射、皮内注射、静脉输液(含一次性注射器、输液器)、换药、清创缝合所发生的费用；
（三）血液常规、尿常规、大便常规、非数字化x光（透视及照片）、黑白b超、心电图检查所发生的费用。
第二十三条 门诊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及支付比例、医疗费用结算办法及村（社区）定点医疗机构管理办法由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另行制定。
第二十四条 定点医疗机构为门诊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提供医疗服务时，应严格执行《中山市社会医疗保险约定医疗机构管理规定》和《中山市社会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医疗服务协议书》的有关规定。
第二十五条 建立举报投诉制度，并在各定点医疗机构设立举报箱。对投诉事项要及时予以调查、处理和回复。
第二十六条 市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委员会是门诊基本医疗保险的监督组织，依法监督门诊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的筹集、管理和使用。
第二十七条 市审计机关依法对门诊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收支情况进行审计监督。
第二十八条 定点医疗机构或参保人因违反规定套取门诊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导致门诊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不合理支付的，除追回所涉金额外，按我市社会医疗保险有关规定进行处理；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 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依照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2008年7月1日起实施。


刑事被害人过错责任细化研究

吴伟增


　　一、问题的提出：被害人过错责任在量刑中的地位

　　关于量刑情节的界定不外乎法定和酌定两种。法定的量刑要素由刑法总则和分则分别规定。总则规定的量刑要素包括未成年人犯罪、限制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盲聋哑人犯罪、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犯罪的预备、未遂、中止、共同犯罪中的首要分子、主犯、从犯、胁从犯、教唆犯、累犯、自首和立功等。分则规定的量刑要素包括分则条文在罪状描述中反映的社会危害程度，如犯罪行为的程度、次数、数额、后果、对象的个数等。酌定的量刑要素一般包括犯罪对象、犯罪手段、犯罪时间、地点、犯罪动机、起因、犯罪前的一贯表现、犯罪后的态度、退赃和赔偿情况等。但是，对于被害人的过错责任如何影响量刑的问题，刑法中没有规定，因此被害人过错责任对于量刑充其量不过是一个“酌定情节”。

　　然而，随着犯罪学和刑法学研究的日渐深入，对于犯罪原因的考察和定位使得学界不得不对被害人的过错责任影响加害人犯罪行为这一重大课题进行再认识。 [①]现在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在犯罪发生的促成因素中，被害人的过错不可忽视。如有的学者就曾指出：有过错责任的被害人在犯罪与被害关系中具有双重属性和双重身份——既是犯罪的主体又是被害的主体；既是犯罪的“积极对象”，又是被害的消极对象。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被害人就是犯罪的缔造者。 [②]在此基础上，学界对被害人过错责任在量刑中的地位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从中外刑法比较的角度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 [③]并得出了基本结论：被害人过错责任是犯罪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针对有被害人的某些案件来讲），应该在量刑中予以充分体现——将被害人过错责任由酌定量刑情节上升为法定量刑情节。 [④]

　　学界对此问题的讨论已有时日，并且呈现出“一边倒”的态势，但是刑法立法以及诸多刑法修正案的出台并没有采纳这一意见，依然将其作为“酌定量刑情节”处理。2009年6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决定试点施行的《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又一次明确地将被害人过错规定为酌定量刑情节：被害人有重大过错的，对被告人轻处30%；有一般过错的，轻处10%。学界的呼声又一次被湮没，从而形成了学术与法制的“脱节和对抗”。

　　关于刑事被害人过错责任影响量刑的原因学界已经充分的研究讨论过，并且也提出了“去酌定化、要法定化”的学术主张，但是立法界不为所动，原因何在？笔者分析，原因不外乎以下两点：

　　第一、学界虽然对被害人过错责任程度作了一些具体的界定，但是没有依据此划分的标准提出实际可行的“将被害人过错责任上升为法定量刑情节”的具体措施。

　　学界在对被害人过错责任程度的划分上，总体来说还是比较令人满意的。例如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宋浩波教授就曾将被害人的过错责任划分为四种：一是被害人的可责性小于犯罪人。在这种情况下，诸如被害人的言行举止、违反社会道德等因素会显示出诱发犯罪的“假象”，加剧犯罪人的犯罪意识。二是被害人与犯罪人的可责性相等同。这种情况下，被害人会自觉不自觉的参与到犯罪的过程中，由于自己自身或者外在的诸种原因而成为“被害人”，例如双方因为琐事争吵继而发生争闹打斗，导致伤亡的情况。三是被害人的可责性大于犯罪人，被害人在犯罪的形成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四是完全归责于被害人的情况，被害人是犯罪的实施者，只是由于“加害人”正当防卫行为的掺与，从而导致被害人伤亡的结果。 [⑤]还有学者更进一步将被害人的过错责任区分为诱惑型过错责任、利益冲突型过错责任、情绪刺激型过错责任等。 [⑥]纵使学界对于被害人的过错责任做了相对完备的划分，并且提出了划分的一些依据和标准，但是最重要的一点似乎学界没有意识到：既然被害人的过错责任有完全责任、重大责任、较大责任、一般责任之分，在提出“将被害人过错责任由酌定量刑情节上升为法定量刑情节”的时候，为什么就没考虑到其中的“轻重缓急”情况呢？为什么会一直呼喊“去酌定化，要法定化”这个空口号呢？被害人过错责任确实应该在量刑中得到体现，我们也有足够的理由来论证“上升到法定量刑情节”的必要，但是，有选择、有区别的“法定化”才是明智之策。立法之所以迟迟未予理睬这一学界呼声，原因大抵如此而已。

　　第二、被害人亲属的压力和民意是阻碍被害人过错责任上升为“法定量刑情节”的又一原因。在我国目前的刑事审判，尤其是涉及杀人的案件中，司法机关受到来自被害人亲属的巨大压力。即使是被害人有过错， 甚至是严重过错的杀人案件也是如此。根据北京大学陈兴良教授的分析，除某些案件中被害人亲属对于被告人确实存在情感意义上的“仇恨”以外， 在很多情况下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复仇”观念与“杀人偿命”观念互相作用的结果。换言之， 尽管被害人亲属对于被告人没有个人之间的怨仇，但如果不表达这种仇恨，不将杀人者置于死地，其本人就会被指为对死者没有尽到为之报仇的责任，在死者是被害人亲属的父母的情况下尤为突出，我国古代“父母之仇，不共戴天”传统的文化观念在现阶段社会中还存在一定的市场。因此，只有“杀人者死”才算是讨还了公道，否则就对不起死者。出于这种文化上的复仇动机，被害人亲属总是对法院施加压力，法院也不得不正视这种压力，不得不为化解这种压力而做大量法律之外的工作。在某些情况下， 由于顶不住被害人亲属的压力，或者为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干脆对被告人判处死刑，使法院得以解脱。这正是中国目前在故意杀人罪中大量适用死刑的真实原因之一。 [⑦]

　　以上两点原因应该是阻碍被害人过错责任上升为“法定量刑情节”的主要障碍。仔细分析可以看出，第一点原因是根本原因，因为如果笼统的将被害人过错责任陡然上升为法定量刑情节，而不仔细区分其中的程度范围、轻重缓急，就会遭遇刑法立法的抵触，更会引起被害人家属的反抗。其实，以上笔者总结的两点阻碍原因并不是“坚不可摧、不可动摇”，我们完全可以在充分论证、考虑被害人过错责任程度的基础上，有区别的予以“法定化”来解决这一问题。 [⑧]笔者将站在理论和实证的基础上对这一问题进行全面、详细的论述，详见下文：

　　二、一个关键的问题：被害人过错责任程度之细化

　　虽然笔者在上文中提出“学界在对被害人过错责任程度的划分上，总体来说还是比较令人满意”，但是笔者认为区分的力度还有再次讨论的必要。按照被害人过错责任的程度为区分标准，笔者将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分析：

　　1、被害人过错责任程度极为严重，对于犯罪行为负“完全责任”。这种情况其实就是正当防卫。在正当防卫中，最初的加害人（最终的“被害人”）着手实行犯罪行为，在犯罪进行的过程中被最初的被害人（最终的“加害人”）以“正当防卫”的方式反击，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如最初的加害人主观上“技不如人”、客观上犯罪环境不利等因素，最终导致自身的伤亡，由最初的真实的加害人转变为最终的“被害人”。在这种情况下，加害人与被害人的角色由于正当防卫行为因素的介入而完全转换，完全是“被害人”咎由自取，对于犯罪行为应该负完全责任，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归责为“加害人”，“被害人”具有强烈的可责性；而且，刑法立法还鼓励、支持正当防卫行为，因为这是“保护国家、社会、他人或者自身合法权益不受正在进行的犯罪行为侵害”的需要。

　　2、被害人过错责任程度十分严重，对于犯罪行为负“重大责任”。这种情况在现实社会中虽不常见，但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具有很大的代表性。 [⑨]

　　被害人在加害人着手实行犯罪行为之前，往往因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而对加害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严重的侵害，并且性质恶劣、情节严重，可责性大，最终促使加害人“忍无可忍”而以犯罪的形式爆发出来，主要有以下三种表现形式：

　　第一、被害人以暴力侵害加害人的人身权利，激起加害人犯罪的（排除上述第一种“正当防卫”的情况）。例如：被害人对加害人实施暴力犯罪，但是加害人当时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没有及时进行正当防卫，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没有寻求国家公力救济，而是以“以牙还牙”的方式进行私力救济，可以这样讲，加害人之所以会实施犯罪，完全是因为被害人的先前违法犯罪行为所引起，只是加害人选择“以牙还牙”的方式进行私力救济，已经错过了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继而转变为故意犯罪，这是法律所不容许的。

　　第二、被害人以卑劣的手段（排除上述“暴力侵害”的情况）侵害加害人的合法权益，激起犯罪的。这里所说的“以卑劣手段”侵害加害人的权益，指的是被害人以非暴力的方式严重侵害加害人合法权益的情况。 [⑩]例如，在一般的经济活动中，被害人通过欺骗、诈骗或者其他手段获取加害人财产，使得加害人“一无所有”，后来认识到被害人的卑劣行为而针对被害人进行犯罪；再如被害人以胁迫手段或者其他手段（如升迁、提高待遇等）对加害人或者加害人的妻子而进行奸淫，后来因为被害人没有兑现其条件，加害人对被害人愤而“挥刀相向”，或者加害人知道了自己的妻子遭受上司的强奸而进行暴力犯罪，等等。在这种情况下，被害人虽然是最终的受害者，但是其被害前的各种卑劣的手段和行为（有些行为直接构成犯罪）成为加害人犯罪的最大原因。

　　第三、被害人多次、长期严重侵害加害人的合法权益，加害人一再忍让、忍无可忍而实施犯罪的。这种情况最明显的是家庭暴力案件中妇女对具有重大过错的丈夫“以暴制暴”。因此这里，笔者就以家庭暴力催生的“以暴制暴”现象来阐述。据有关研究表明，长期生活在家庭暴力阴影中的受害妇女（绝大多数女方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都会不同程度的对施暴者进行反抗。受害方往往由最初的默默忍受到后来的爆发，爆发的形式有两种极端——和缓的方式和激烈的方式。和缓的方式就是受害方与施暴者离婚，甚至离家出走，摆脱施暴者的控制；激烈的方式就是因为各种原因（主观上想报复施暴者、不忍心丢下孩子等，客观上无法摆脱施暴者的控制）而选择以“以暴制暴”的方式摆脱施暴者。以下的数据统计就完全印证了这一点：

　　近年来妇女“以暴抗暴”典型案件判决情况一览表

时间 地点 加害人 触犯罪名 判决结果
1998年 辽宁 龙晓琪 故意杀人罪 死刑
2001年 河北 李守瑞 故意杀人罪 无期徒刑
2003年 河北 刘栓霞 故意杀人罪 有期徒刑12年
2004年 北京 王雪英 故意杀人罪 有期徒刑11年
2004年 北京 刘二巧 故意杀人罪 有期徒刑13年
2004年 南京 丁晓林 故意杀人罪 有期徒刑5年
2005年 内蒙古 刘颖 故意杀人罪 有期徒刑3年，缓期5年执行
2005年 北京 李某 故意杀人罪 有期徒刑3年，缓期3年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