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司法会计专业的现状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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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一、我国司法会计专业的发展与应用

二、我国司法会计专业面临的主要问题

三、解决司法会计专业面临问题的主要对策

四、我国司法会计专业发展前景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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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司法会计专业的发展与应用
1-1 司法会计一词中，"司法"二字是指诉讼，用来界定司法会计的社会属性是一种诉讼活动；"会计"二字是指会计检查和会计鉴定，用于明确司法会计活动的内容。
1-2 司法会计，是对司法机关在法律诉讼中，为了查明案情所进行的司法会计检查和司法会计鉴定等诉讼活动的总称。
1-2-1 司法会计检查，是指司法机关为了查明案情，对案件所涉及的财务会计资料及相关资产进行的司法检查。是一种司法勘验检查的手段。其检查的对象是案件所涉及的财务资料、会计资料和有关财产物资（数量）。诉讼主体主要是侦查、检察、审判人员和由司法机关指派或聘请的司法会计技术人员。诉讼目的是发现、收集案件线索和相关证据。诉讼结果是查明案情，取得财务会计资料证据和司法会计检查笔录。
1-2-1 司法会计鉴定，是指司法机关指派或聘请具有司法会计知识的人员，通过检验财务会计资料及相关证据，对案件所涉及的财务会计问题进行的司法鉴定。其鉴定的对象的案件所涉及的财务会计问题。诉讼主体是由司法机关指派或聘请的司法会计技术人员、注册会计师、注册审计师及其他具备司法会计鉴定资格的技术人员（由于律师诉讼权利的扩大，在实际处理案件时往往也通过会计检查或会计鉴定收集证据）。诉讼的目的是解决案件所涉及的财务会计问题，以查明相关的财务会计事实。诉讼结果是查明案情，取得司法会计鉴定结论。
1-3 司法会计作为一种诉讼活动，无论对司法会计专业而言，还是就具体案件而讲，都是产生于侦查审理涉及财务会计业务案件的需要。所谓涉及财务会计业务的案件，是指案件本身包含财务会计事实的案件和案件本身虽不包含财务会计事实但需要通过检查财务会计业务查明有关事实的案件。
1-3-1 从司法会计专业而言，目前已接触到的文献中，尚未发现建国前有关司法会计活动的具体记载。但我国唐朝将管理百官俸料、赃赎的比部司置于刑部管辖，宋朝有过延续。这一做法与刑部处理官吏职务犯罪案件需要比部司协助查帐有关尚不得所知。五十年代开始，随着公有制经济的建立，财务会计技术的应用得到普及，司法机关在查处贪污、投机倒把、偷税等案件中开始出现会计检查和会计鉴定等司法会计活动。特别是在侦查审理贪污案件中，为了确认被告人是否贪污公款，往往聘请会计专业人员协助查帐，或将案卷交与会计鉴定人进行审查，就被告人是否贪污公款及贪污数额进行司法会计鉴定。这一做法一直延续到８０年代中期。其中，鉴定人确认贪污数额的做法对后来的司法会计鉴定理论的研究产生过重大的不利影响。１９８５年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技术部门提议，基层检察机关开始配备专职司法会计技术人员，逐步建立了司法会计专业技术门类。经过十余年的探索和发展，已检察机关的司法会计专业目前开始进入总结提高阶段。全国检察机关已配备司法会计技术人员逾千人，每年检案数千件，在提供查帐技术协助和司法会计检验鉴定结论，保障了诉讼的依法进行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８０年代后期，法院在审理一些民事、行政案件时，也开始委托注册会计师、注册审计师进行相关的司法会计鉴定活动。去年（９７年）以来，为了便于开展司法会计活动，审判机关、公安机关也开始酝酿配备司法会计技术人员，开展司法会计技术工作。
1-3-2 从具体案件讲，凡是涉及财务会计业务的案件都有进行相关司法会计活动需要。在刑事案件中，仅案件事实本身就包含着财务会计行为或内容的案件就有１１０多种。如资敌案；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案，非法买卖、运输核材料案，违规制造、销售枪支案，非法出租枪支案；生产、销售伪劣商品案，走私案，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案，破坏金融管理秩序案，金融诈骗案，危害税收征管案，侵犯知识产权案，扰乱市场秩序案；职务侵占案，挪用资金案，挪用特定款物案；非法生产、买卖警用装备案，非法向外国人出售文物藏品案，倒卖文物案，擅自进口固体废料案，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案，非法收购盗伐、滥伐林木案，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案，制造、贩卖淫秽物品案；贪污案，挪用公款案，单位受贿案，对单位行贿案，单位行贿案，私分国有资产案，私分罚没财物案；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案，徇私舞弊发售发票、抵扣税款、出口退税案，违法提供出口退税凭证案，国家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案，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案等。在民事（经济）纠纷案件中，凡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为法人或经营单位的，也都会涉及财务会计业务。
1-4 司法会计，在英美法系中多称法庭会计。我国司法会计理论最先是从前苏联引进的。５０年代在引进的前苏联法学理论中，有一分支学科称为《会计核算与司法会计鉴定原理》。当时的政法院系主管部门高等教育部将其列为法律专业课。但由于受司法实践需要的制约，至７０年代末，我国没有人对该学科进行专门的研究。１９８１年７月，司法部在制定法学教学方案时，将司法会计列为选修课。因课程开设的需要，当时的西南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学院经济法专业的个别同志开始涉足司法会计学的研究，并于８０年代中期开设了《司法会计鉴定学》或《司法会计》课程。之后，又有一批政法院系的法学教学人员、财经院校的会计教学人员和检察干部介入司法会计理论的研究。９０年至９２年期间，司法会计专业发表出版物达到一个鼎盛时期。
1-4-1 我国进行司法会计理论研究的路线大都是借鉴前苏联的理论体系和直观的归纳司法实践可行的做法。这种研究路线导致司法会计的理论研究出现两大失误：一是受前苏联理论的影响，认为司法会计即指司法会计鉴定，将司法会计鉴定归纳为查帐、查物和写鉴定书，这一观念不仅严重制约了司法会计鉴定理论的发展，且对立法、司法实践也造成的极为不利的影响；二是，受司法实践中具体做法的误导，将财务会计错误行为的法律定性问题列入司法会计鉴定的范围，造成司法实践出现鉴定人超出技术范围出具鉴定结论、相当一部分鉴定结论本应当是有罪证据但出具为无罪证据。例如：我国法学词书中最早对司法会计的词义进行解释的是８４年出版的《大百科全书（法学卷）》：司法会计鉴定"即运用会计学专业知识，对国家或集体企业、事业单位中怀疑有贪污行为的财务人员经管的财务帐目进行的一种鉴定。主要解决对财物收支出纳是否平衡，是否与实际情况相符，在财物流转中是否舞弊以及如何舞弊等。"。有些司法会计学或司法鉴定学教科书中，直接将财务会计行为是否系贪污、挪用、偷税、抗税等列为司法会计鉴定解决的问题。
1-4-2 我个人认为，建立司法会计学科体系应当考虑科学性、合法性和可发展性三个方面。在司法会计理论研究中，采用了以诉讼立法精神和刑事侦查学原理为指导，借鉴法医学等学科的立科方法，先进行基本原理的研究后建立实务操作理论的研究路线。通过十一年的业余研究，完成了"司法会计理论体系研究"课题。提出了将司法会计从理论上和实务中均分为司法会计检查和司法会计鉴定两大分支的"二元"立科思想。在理论体系方面，建立了以司法会计学概论、司法会计检查学和司法会计鉴定学为基本结构的"二元论"理论模式，将司法会计检查与司法会计鉴定分别进行研究的理论研究思路。在理论方面，从学科原理、操作程序、操作方法和实务理论等方面解决了将司法会计检查与司法会计鉴定分科的理论和实务问题。在司法实践中，逐步推行司法会计检查和司法会计鉴定由案件承办部门和技术部门分别主持，以及司法会计鉴定结论只回答财务会计问题的做法。
1-4-3 从近几年的司法会计专业出版物看，将司法会计检查与司法会计鉴定分别进行研究的理论研究思路已日趋于成熟，司法会计鉴定专用技术的研究也有了突破性进展。
二、我国司法会计专业面临的主要问题
2.从我国司法机关诉讼技术专业整体看，司法会计专业目前与法医专业、物证专业已形成鼎立之势，并在诉讼中分别提供着相关技术证据。但从发展角度讲，司法会计专业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2-1 专业技术人才缺乏。我国至今尚未建立司法会计专业或司法会计方向的本科教育，仅在９４年和９７年培养出两名司法会计方向的硕士（其中一位的硕士论文主要是在我指导完成）。目前几乎没有专门从事司法会计理论研究的人员，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位同志在兼职进行司法会计理论的研究，许多政法院系无法开设司法会计课。从诉讼业务的需要讲，全国至少需配备一万人左右司法会计专业技术人员，全国现有在岗的司法会计技术人员仅千余人。人才缺乏问题，不仅对司法会计理论研究、教学工作带来被动；在司法实践中，一些未建立司法会计专业地方，司法机关的证据收集活动受到技术方面的限制，有些已配备司法会计技术人员司法机关，也出现了因技术力量不足而不便进行司法会计检案或草率检案的情形。
2-2 现有司法会计技术人员的业务水平尚需提高。目前司法机关已配备的司法会计技术人员，主要是从会计、审计等工作岗位选调来的，其专业技术水平大多还处在应付诉讼的阶段。许多技术人员尚缺乏开展司法会计业务所需的法学、司法会计学专业的理论和实践，因而导致司法会计实践中出现违法检案和技术性错检情形。
2-3 司法会计专业技术活动缺少必要的客观环境。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司法会计专业技术的应用缺乏必要基础。由于大多数警官、检察官、法官和律师缺乏对司法会计专业一无所知，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常常出现对需要进行司法会计鉴定的不送检，或提出不适当的问题要求鉴定人解决，或不会收集检材至使鉴定无法进行等情形。第二，司法会计专业活动缺乏必需的技术标准。从我们集中查阅的一百多份司法会计技术文书所透视出的针对财务会计资料证据便作出鉴定结论、应当验证技术事项出现重要疏漏、结论的论证不严谨等不当做法，足以说明由于检案无章可循，已使一些司法会计检案带有明显的随意性。
2-4 专业技术交流渠道不畅。司法会计学是边缘学科，除最高人民检察院及部分地方检察机关不定期进行一些司法会计学术会议外，目前国内唯检察专业刊物和其他少数报刊可接受和发表一些专业性不强的司法会计文章。这与司法会计学科研究的发展需要是极不适应的。一方面，一些司法会计技术人员急需的专业理论和专业技术无处可觅；另一方面，许多司法会计专业人员的工作和研究成果却难以发表和交流。
三、解决司法会计专业面临问题的主要对策
3.我个人认为，解决司法会计专业面临的问题，应当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3-1 重视司法会计技术理论的研究
由于我国开展司法会计技术理论研究起步较晚，无论是基本理论还是技术对策等方面的研究都与司法实践还有很大的差距。司法会计专业的发展明显已受到技术理论研究水平的制约。因此，加强司法会计理论研究已刻不容缓。首先，应当加强注意基本理论的研究，建立较为完善的司法会计理论体系，借以指导具体技术理论的研究。其次，具体技术理论研究的重点，应放在对检查技术、鉴定技术进行开发性研究方面，不能仅限于对已有经验的总结。
3-2 改进司法会计技术人员的培训方式
应当改进目前司法会计技术人员的培训模式。一方面，根据培训目的的不同，将培训分为上岗培训、技术资格培训和强化培训等不同档次；另一方面，应当根据培训对象的具体情况，将培训分为专业技术培训和相关专业培训等不同类型。为了适应各类培训的需要，建议中央司法机关与有关机构协调，筹建专门的司法会计培训机构，使司法会计专业培训逐步走上经常化和规范化的轨道。
3-3 开展司法会计技术推广和应用活动
司法会计技术包括帐物检查技术、帐务验证技术、鉴别判定技术和证据审查技术等。在法学及相关专业的教学部门和司法机关、律师机构推广司法会计技术是诉讼改革和司法会计专业发展的需要。首先，在办理涉及财务会计业务案件中都会不同程度的应用的司法会计技术，因而所有的警官、检察官、法官和律师都应当掌握一定的司法会计技术，才能适应办案。其次，通过司法会计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可以为司法会计专业的发展的打下良好的基础。因此，我们认为，政法院系、司法机关应当有计划地进行司法会计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活动。按照实际应用司法会计技术层次不同，可以将推广对象分为三级：①专业级：即司法会计技术人员和司法会计方向的在校生（本科生和研究生）；②业务级：即主管、办理涉及经济案件司法人员和侦查专业的在校生；③普及级：即主管、办理其他诉讼业务的司法人员和法学专业的在校生。
3-4 积极推进司法会计标准化的进程
司法会计标准化，是指司法会计技术标准化组织，针对司法会计活动中具有重复性的技术事项和技术概念，通过制定、发布和实施标准，达到统一，而进行的一项专门性社会活动。我们认为，为了适应司法会计标准化研究与操作的需要，当前应主要抓好两项工作：第一，尽快建立司法会计标准化组织，这是进行标准化活动的前提条件。第二，组织人力、物力尽快编纂司法会计引用技术标准，以解燃眉之急。
3-5 建立司法会计学术组织
目前我国的司法会计专业，无论是专业人员数量还是专业技术的应用广度都已初具规模。从加强司法会计技术交流和技术推广的角度看，尽快建立全国性的司法会计学术组织，应当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我个人认为，在建立司法会计学术组织的过程中可考虑采用两条路并行方式进行：一方面，积极与有关学会、协会联络，直接筹建司法会计学会和协会；另一方面，也可先成立司法会计学研究会之类的相对独立学术组织，待时机成熟后再成立学会或协会。

四、我国司法会计专业发展前景展望

4.随着我国诉讼科学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司法会计理论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在未来的法律诉讼中，司法会计活动将会越来越多，司法会计理论和技术的应用将会在诉讼中普及，司法会计活动也将会置于相关技术标准下统一实施，司法会计专业的建立与发展也会受到应有的重视。可以相信，司法会计专业的发展具有广阔前景。作出这一判断的主要依据是：
4-1 从刑事诉讼看，９７年１月１日起，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开始生效。强调以证据定罪、加强对犯罪嫌疑人诉讼权益的保护，是修正后诉讼法律的一大特色。这在客观上为司法会计活动的广泛开展提供了依据和动力。例如，获取有罪证据已被规定为预审的前提条件，在涉及财务会计业务案件的侦查中，那种先录口供后取财务会计资料证据的做法已被否定，取而代之的将是先进行司法会计检查收集线索和财务会计资料证据并对财务会计问题进行司法会计鉴定后，查明有犯罪事实方可进行预审。
4-2 随着经济刑法的不断补充，涉及财务会计业务案件类型已成倍增长。这一新的形势给以经济犯罪侦查技术对策为研究对象的司法会计检查技术的研究与发展，提供更广阔的领域。例如，根据原刑法，案件本身包含财务会计事实的案件仅有二十余种，而根据修改后的刑法，此类案件已有一百多种。由于不同的犯罪类型在犯罪手段、涉及财务会计业务的内容方面存在着差异，就需要理论上不断地提供新的司法会计检查方法和对策。
论刑事简易程序改革

刘成江


　　一、刑事简易程序的理论基础及各国模式
　　（一）简易程序的理论基础
　　公正与效率是现代刑事诉讼的两大价值目标。然而，在任何时期，国家的司法资源都是极为有限的，如果将这些有限的资源用以满足某一价值，则对另一价值的保障程度可能受到削弱，以致于效率与公正在诉讼活动中经常会发生冲突，而追求公正与效率的统一是设立刑事简易程序的基础。所以在实践中司法机关应该适当加快诉讼活动的进程，避免不必要和不合理的拖延，毕竟诉讼低效不仅会使大量刑事案件得不到及时地处理，造成案件的严重积压，而且往往会导致难以查明案件的真相，而通过简易程序的设立可以加速审判的进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实体公正的实现。另外，简易程序本身包含了程序公正的内在要求，因为审判的不适当延长会使被告人和被害人的权利遭到损害的可能性增大，在法院的生效判决作出以前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仅丧失了人身自由，其财产乃至生命等实体权益都处于不确定的状态，还要承受极大的精神压力；而对被害人来说诉讼拖延同样意味着不公正，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希望被告人及时地被定罪以及尽快得到物质和精神的赔偿，以弥补其所受到的伤害。可以说，刑事简易程序的实施使被告人、被害人等诉讼主体的利益得到了更多的关注，使正义真正得以实现，因而符合人权保障和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同时，我国的司法资源的有限性也促使我们找到一种既可以减少诉讼成本，又可以提高诉讼效率的司法途径，鉴于此，我国于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上确立了简易程序的一审庭审制度。
　　（二）世界各国刑事简易程序的主要模式
　　纵观世界各国的立法与实践，简易程序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
　　1.美国的辩诉交易程序和司法官审理轻微犯罪程序
　　所谓辩诉交易程序，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为了己方利益，检察官一方和被告方律师或者被告人一方可以协商达成协议，由被告人对检察官所指控的犯罪或者较所指控犯罪为轻的犯罪，或者与所指控犯罪相关联的犯罪，作出有罪答辩或者不辩护也不认罪答辩，而由检察官向法官提议撤销其他指控，或者建议法官给被告人一项特定的判决，或者同意在被告人请求一项特定判决时不予以反对，或者同意一具体判决是对该案的恰当处理，法官不参与上述协商但可以接受协议，并按协议判决和处刑的简易程序。所谓司法官审理轻微犯罪程序，是指对于《美国法典》规定的轻罪、微罪案件以及此类案件的申诉案件，经被告人的书面同意，由司法官或者地区法院进行简单审理并立即裁判的简易程序。另外，象德国等一些大陆法系的国家也在进行辩诉交易的实践，如德国的协议制度就是一种新兴的简易诉讼程序，对于那些没有直接被害人的环保案件、贩毒案件、走私案件、税收案件等，控辩双方可以在庭外协商，以被告人做有罪答辩为条件来换取控方的从轻指控。可见，辩诉交易程序已被多数国家所认可，是一种大势所趋的简易程序。
　　2.德国的刑罚处罚令程序和简易程序
　　刑罚处罚令程序设立主要是出于诉讼经济的考虑，以用来减轻司法机关和诉讼当事人的诉讼负担，它是指在系属刑事法官、陪审法庭审理的程序中，对于轻罪，依检察院书面申请，法官、陪审法庭可以不经审判以书面处罚命令确定对行为的法律处分。适用该程序的被指控人所涉嫌的犯罪行为必须是轻罪，即最高刑为一年以下自由刑或者科处罚金刑的违法行为。而德国的简易程序是在由刑事法官、陪审法庭审理的程序中，如果案件情况简单或者证据清楚适宜立即审理的案件，检察院可以用书面或者口头申请以简易程序判决。该程序的开启具有快捷性，检察院在提出申请时，不需要经过开始审判程序的裁定而直接或者在最短的期限内予以开庭；地方法院在适用简易程序的过程中，如果预计被指控人可能要判处剥夺自由至少六个月的时候，对尚没有委托辩护人的被指控人要依法为其指定一名辩护人；适用简易程序，不允许判处剥夺自由一年以下的刑罚或者科处矫正以及保安处分，准许剥夺驾驶权。目前，刑罚处罚令程序被德国、法国、日本等传统大陆法系国家所采纳。
　　3.意大利的多元化简易程序
　　意大利的简易程序包括六种：简易审判程序、依当事人的要求适用刑罚程序、快速审判程序、立即审判程序、处罚令程序、调解。所谓简易审判程序，是经被告人请求，检察官同意，法官在初期侦查之后仅根据侦查案卷，而不进行庭审和法庭审理程序，直接对案件作出迅速的判决的程序。依照此程序，如果被告被判定有罪，刑期可减少三分之一，现在意大利简易程序适用于无期徒刑以下的所有刑事案件。所谓依当事人的要求适用刑罚程序，该程序也被称为“意大利式辩诉交易程序”，即在审判开始前，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可以就判刑达成协议，并请求法官按此论处。所谓快速审判程序，是指案件不经初步庭审程序，有时甚至不经初期侦查程序，而将由检察官直接将案件提交审判法官。所谓立即审判程序，是指对证据清楚的刑事案件，检察官在将被告人登记犯罪消息后的90日内，经预先询问被告人，检察官或者放弃参加初步庭审权利的被告人均可以要求法官立即审理并判决的简易程序。所谓处罚令程序，是指负责初期侦查的法官依照检察官的请求，就公诉案件中检察官认为只应当适用财产刑的案件，或者替代监禁刑而科处财产刑的案件，无需经过侦查或者审判而直接发布处罚令的简易程序。所谓调解，是在告诉才追诉的情况下，检察官可以在进行初期调查之前传唤告诉人和被告诉人到自己这里，以便查明告诉人是否准备撤销告诉且被告诉人是否接受撤诉，同时通知他们可以要求律师到场。目前来看，意大利的这种多元化的简易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际简易程序的发展趋势，因为它能够根据不同的情况设置不同的简易审判程序，有效地提高了诉讼效率，也使其与诉讼公正基本上得到了统一，是各国简易程序借鉴之典范。


　　二、我国刑事简易程序的基本概况
　　通过实践证明，各国简易程序的使用，不但解决了司法拖延和积案的问题，而且也大大节约了司法资源，使诉讼成本与提高诉讼效率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平衡。鉴于此，我国于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中也增设了简易程序。
　　（一）简易程序的立法规定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四条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对于同时具有下列情形的公诉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1、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公诉案件，经人民检察院建议或同意的；2、告诉才处理的案件；3、被害人起诉的有证据的轻微刑事案件。简言之，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可分为刑事公诉案件的简易程序和刑事自诉案件的简易程序。
　　（二）简易程序的实际适用
　　对于简易程序的具体适用和操作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六家机构共同发布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的若干问题的规定》以及由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作出了较为详细、具体的规定。
　　首先，公诉案件简易程序的开启以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的合意为前提。检察机关以书面方式建议适用简易程序，并主动移送全案卷宗和证据材料，人民法院认为符合条件的，可以接受检察机关的建议；认为适用简易程序不当的，应当书面通知检察机关，并将卷宗和证据材料退回。另外，检察机关没有建议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而法院认为可以适用，应当书面征求检察机关的意见，在检察机关同意并移送全案卷宗后，才能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无论程序怎样，都是出于检察院和法院的合意。对于自诉案件来说，法院在接受自诉人的起诉后，可以自行决定是否适用简易程序。
　　其次，简易程序的运用有了明确的例外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第2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诉案件，不适用简易程序审理：1、复杂的共同犯罪案；2、被告人、辩护人做无罪辩护的；3、被告人系盲、聋、哑人的；4、其他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情形。这些例外情形的规定，无疑对刑事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作出了更明确、更具体的界限，以用来防止简易程序的滥用。
　　最后，简易程序向普通程序的转化有了具体规定。人民法院在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时，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将简易程序转化为普通程序重新审理：1、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2、被告人应当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刑罚；3、被告人当庭对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予以否认的；4、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的；5、其他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情形。
　　（三）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简易审的关系
　　普通程序简易审，是指在现有刑事诉讼的框架内，对某些适用普通程序的刑事案件，在被告人作有罪答辩的前提下，在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基础上，采取简化部分审理程序，加快审结案件的一种新的法庭审理方式。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简易审都要求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对指控的事实做有罪答辩；而且庭审过程中都相对简化在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程序中的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鉴定人，证据的出示或宣读，证据的论证及认证等；另外，这两种程序的提起主体均是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再者，这两种程序的设立均是为了在确保诉讼公正的同时，能够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
　　但是，这两种程序从实质上看属于两种并存独立的程序，是有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界限的，所以两者适用的案件范围、庭审要求等都有实质性的区别。然而，在实践中适用普通程序简易审的案件往往也是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案件，只是可能会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而没有适用简易程序，这是对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我们可以借鉴这两种程序的联系和区别，改革现存的普通程序简易审，以对简易程序起到辅助的作用。笔者下文将详细叙述此观点。


　　三、刑事简易程序的不足之处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确立的简易程序，旨在确保诉讼效率的提高，保证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使大量事实清楚、情节简单的轻微刑事案件得到迅速处理，防止司法资源的不合理浪费和不当使用带来的司法拖延。与此同时，简易程序也存在着一些局限和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适用刑事简易程序的案件范围规定模糊不清
　　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都是以“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单处罚金”作为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的界限，而且这种刑罚还是以宣告刑而非法定刑的形式出现。这就意味着在实践中，它几乎适用于所有的案件，因为我国刑法规定了许多减刑情节，象是故意杀人、放火、爆炸、强奸等性质严重的犯罪，也可能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均可以适用简易程序，而实际上这些犯罪在司法适用过程中是难以被运用的，因为公诉机关认为这类犯罪主观恶性严重、社会危害性大，应按普通程序严格把关，这种担心固然可以谅解，但是对于有些案件却会因为这种担心而浪费许多司法资源，这无疑是与设立简易程序的初衷是相悖的。另外，我国刑事诉讼法上规定的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范围过于狭窄，事实上不仅仅是简单、轻微的刑事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其他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如果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均可以适用简易程序，这才能从真正意义上解决积案的发生，而我国简易程序规定的适用案件范围模糊不清，让人误认为只有轻微的刑事案件才能适用，所以应当明确其适用的范围。
　　（二）在简易程序的启动和转化上没能赋予被告人自愿选择和放弃的权利
　　我国刑事诉讼法把适用简易程序的主动权赋予法院，并以检察院建议或同意为前提，而被告人作为与案件裁判结果有着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对于自己将要按照什么样的程序接受审判，却没有任何的决定权和选择权，使之处于一种消极等待国家机关处理、被动承受国家专门机关定罪或科刑的客体地位。简易程序的书面化、间接化、快速化，也使得被告人很难进行较为充分的辩论，几乎不可能推翻检察机关的指控。因此，被告人在简易程序中所丧失的不仅仅是一部分诉讼权利，而且可能丧失获得无罪判决的机会，而长久以来，司法机关往往把“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与“被告人亦供认不讳”联系起来。事实上，被告人的有罪供述只是表明他对指控所持有的态度，并没有明确表示是否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决定适用简易程序的权力仍然掌握在法官和检察官手中。另外，简易程序向普通程序转化与简易程序的启动一样，被告人都没有选择权，只能听从法院，法院认为其符合法律规定的应当转化为普通程序审理的五项条款后就主动转变，被告人始终没有摆脱被动的地位。
　　（三）公诉人不出庭破坏了控、辩、审三方支撑的诉讼结构
　　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允许检察机关不派员出席简易审判，而在实践中，检察官通常都不出席适用简易程序审判的案件，简易审判往往变成了裁判者“审判”被告人的纠问式活动。这种制度和实践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极为严重的：在公诉人不出庭又移送全部卷宗的情况下，法官既要承担指控职责，又要审理案件，很难保证其中立地位，还会造成法官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的尴尬局面。这对确保审判的最低公正和被告人的公正待遇是十分不利的；另外，公诉人不出庭即不能行使原有的指控和举证职责，辩方必然无法进行正常的质证和辩论活动，破坏了控、辩、审三方支撑的诉讼结构，法庭审理的效果和说服力自然也会大打折扣；再说，公诉人不出庭就意味着法官处于单独面对被告人的诉讼格局下，谁来对法官的审判进行法律监督呢？所以说，公诉人不参与简易审判是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基本原则的，法官担任两种互相矛盾的角色是严重违背控审分离和法官中立原则的，不符合最基本的程序公正要求。
　　（四）被告人在简易审判过程中难以获得律师的帮助
　　在我国，由于强制性的指定辩护和法律援助只适用于十分狭小的范围，而这些则不适用于简易程序审判的案件。一旦被告人因贫困或者其他原因无力聘请律师，而法院又决定采用简易程序审判，这时被告人就只能“单枪匹马”地面对作为裁判者的法官，他很可能在不了解自己行为的后果，不知晓简易程序的性质的情况下，作出一些对自己不利的辩护，这显然又构成一个导致被告人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因素。

　　三、刑事简易程序的改革与完善
　　从目前我国简易程序的立法来看，我国既非英美法系采用的辩诉交易模式，也非采用大陆法系的处刑命令程序模式，而是在原有的普通程序的基础上规定了一些可以省略的环节，以提高诉讼效率，但对于这一程序的整体运作并没有作出详细规定，所以可称其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简易程序。然而，在追求诉讼公正与诉讼效率平衡的今天，我国的刑事简易程序暴露出许多问题，从以上的不足之处以及简易程序的国际发展趋势，笔者提出了以下几点改革的建议，希望能进一步完善简易程序的审判效率。
　　（一）建议扩大简易程序的量刑标准
　　按照刑事诉讼法第174条的规定，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的公诉案件的条件之一必须是“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案件,之所以这样规定,是认为判处此类刑罚的案件,通常是案情比较简单的案件,设立简易程序可以使案件繁简分流,提高效率。然而,这一规定在实际运用中暴露出许多问题,比如，前文中所阐述的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难以界定，适用案件过于狭窄等缺陷，所以应建议改革这一规定,具体原因如下:
　　首先，刑罚的轻重不能与案件的繁简划等号。刑罚的轻重，是在刑法学或犯罪学意义上对案件中被告人罪责的大小所作的评价；案件的繁简，是在诉讼法学、侦查学意义上对案情的分类，两者没有必然的联系。笔者也不否认案情简单的案件也是处刑较轻的案件，但是，有些性质恶劣的犯罪，如杀人、放火、强奸等也有可能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一个案情简单的案件如一个人一次盗窃数百万元也有可能处于很重的刑罚。所以，应当适当提高适用简易程序的量刑标准，使其所有的案件都有可能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真正提高诉讼效率。
　　其次，不以刑罚的轻重作为是否适用简易程序的条件。在司法实践中往往会遇到这种情况：一个案件在开庭审理的过程中，被告人认罪，其辩护律师也做有罪辩护，对于案情、证据控辩双方没有意见，即使是一个可能被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几十分钟甚至是十几分钟便审理完毕，庭审过程变成了履行法定程序的过程；控方指控什么，辩方就承认什么，法定从宽处罚和酌定从宽处罚的情节，控方早已先于辩方提出，控辩双方根本不存在交锋，也没有辩论的欲望。对于这样的案件，完全没有必要再受“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限制而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这种案件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反而增加了诉讼成本，降低了诉讼效率。
　　基于以上的原因，应适当扩大简易程序的量刑标准，以便节省司法资源，减少诉累，提高诉讼效率。基于我国目前刑事案件越来越多的现状也应该增加对简易程序的适用，这样才能真正地增加诉讼效益，及时体现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