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人民政府


甘肃省人民政府令第3号


　　《甘肃省殡葬管理办法》已经2003年4月4日省人民政府第4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自2003年6月1日施行。

　　　　　　　　　　　　　　　　　　　　　　　　　　　　　省长　陆浩
　　　　　　　　　　　　　　　　　　　　　　　　　　　　2003年4月23日

　　　　　　　　　　　　　　 甘肃省殡葬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殡葬管理，推进殡葬改革，保护土地资源和环境，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根据国务院《殡葬管理条例》和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的殡葬活动及其管理。


　　第三条　加大殡葬改革力度，革除丧葬陋习，移风易俗，大力提倡和实行火葬，改革土葬，节约殡葬用地。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殡葬工作的领导，把殡葬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合理安排殡葬设施用地和资金，保障殡葬改革和殡葬事业的发展。


　　第五条　地级市、县级市和人口稠密、耕地较少、交通方便的县为火葬区；暂不具备条件实行火葬的地区，为土葬改革区。
　　火葬和土葬改革区的具体划定，由县（市、区）人民政府提出方案，经市、州（地区）人民政府（行署）同意，省民政部门审核后，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并予以公告。


　　第六条　各级民政部门是殡葬管理的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殡葬管理工作。
　　各级土地、公安、工商、卫生、物价、建设、质量技术监督、环保、民族宗教等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配合民政部门共同做好殡葬管理工作。


　　第七条　文化、新闻出版和广播电影电视等部门，应当采取各种形式，配合民政部门共同做好殡葬改革、移风易俗的宣传教育工作。
　　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村（居）民委员会和其他组织，应当在本单位或者本辖区开展有关殡葬活动移风易俗的宣传教育工作，把丧葬习俗改革纳入村规民约和居民公约。


　　第八条　尊重少数民族的丧葬习俗；对自愿实行丧葬习俗改革的，他人不得干涉。

第二章　火葬管理





　　第九条　火葬区内死亡者的遗体除国家另有规定的外，应当就地就近火化。国家公务人员、企业事业单位职工死亡后必须火化，不得以任保理由进行土葬。
　　异地死亡者的遗体，因特殊情况需要运出死亡地的，须经当地民政部门批准。


　　第十条　正常死亡者的遗体火化，应当提交卫生行政管理部门规定的医疗机构或者死亡者居住地村（居）民委员会出具的死亡证明。
　　非正常死亡者的遗体或者无名、无主尸体火化，由死亡地的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或者有关机关出具火化通知。


　　第十一条　死亡者的遗体应当及时火化。需要保存的，应当办理保存手续。未办理保存手续，经书面催告后超出期限的，殡仪馆可以将遗体火化，费用由丧事承办人承担。
　　患烈性传染病死亡者的遗体，按照国家传染病防治办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后，立即火化。


　　第十二条　骨灰应当采取寄存、深埋、植树或者其他不占、少占土地和不污染环境的方式处理。


　　第十三条　应当实行火化的人员死亡后，按规定享受丧葬费待遇的，有关单位凭火化证明发放丧葬费。


　　第十四条　经公安机关确定、拍照后的无名、无主遗体，由殡仪馆负责接运、火化；火化后的骨灰，3个月内无人认领的，由殡仪馆自行处理。

第三章　土葬管理





　　第十五条　土葬改革区的人在土葬改革区内死亡后可以实行土葬。但是，应当积极推进殡葬改革，移风易俗，提倡节约、简便、环保、肃穆办丧事的新风尚。
　　土葬改革区的土葬用地应当纳入土地利用计划。


　　第十六条　土葬改革区的人在土葬改革区内死亡后，应当将遗体安葬在公墓或者公益性墓地。未建公墓或者公益性墓地的地区实行深埋不留坟头的葬法。


　　第十七条　少数民族人员死亡后，需按本民族习俗土葬的，应当到当地人民政府划定的区域埋葬。


　　第十八条　禁止在下列地区建造坟墓：
　　（一）耕地、林地；
　　（二）城市公园、风景名胜区、文物保护区及住宅区；
　　（三）水库和河流堤坝附近及水源保护区；
　　（四）铁路、公路主干线两侧视线可及的地方；
　　（五）通讯光缆、天然气和输油管道两侧200米范围内。
　　前款规定区域内现有的坟墓，除受国家保护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墓地予以保留外，当地人民政府应当责令限期迁移或者深埋不留坟头。

第四章　殡葬设施和殡葬服务单位管理





　　第十九条　省民政部门根据本省的殡葬工作规划和需要，提出殡仪馆、公墓等殡葬设施的数量、布局规划，报省人民政府审批。
　　市、州（地区）、县（市、区）人民政府（行署）应当根据省民政部门的布局规划，制定新建、扩建、改建殡仪馆、公墓等殡葬服务设施的计划，并纳入城乡建设规划和基本建设计划。地级市、县级市和有条件的县应当建设火葬设施。


　　第二十条　建设殡葬设施和设立殡葬服务单位按以下规定审批：
　　（一）农村为村民设置公益性墓地，经乡级人民政府审核同意后，报县级民政部门审批。
　　（二）设立殡仪馆、火葬场，由县级人民政府和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的民政部门提出方案，报本级人民政府审批。
　　（三）设立殡仪服务站、骨灰堂，由县级人民政府和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的民政部门审批。
　　（四）设立公墓和扩建公墓，由县级人民政府和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的民政部门审核同意后，报省民政部门审批。
　　（五）利用外资建设殡葬设施，经省民政部门审核同意后，报国务院民政部门审批。
　　经批准设立的殡葬服务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向其他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相关手续。
　　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建设殡葬设施和设立殡葬服务单位。


　　第二十一条　公墓建设应当遵循以下规定：
　　（一）绿化面积不得少于墓地面积的20％以上；
　　（二）埋葬骨灰的单穴墓占地面积不得超过1平方米，双穴墓不得超过1．5平方米；
　　（三）埋葬遗体的单穴墓占地面积不得超过6平方米，双穴墓不得超过8平方米；
　　（四）规划、设计应当有文化艺术含量。


　　第二十二条　公墓墓地、穴位和骨灰存放格位不得预售、转让、传销和炒买炒卖。
　　公益性墓地和安置性墓地，不得用来从事经营性活动和提供他人进行牟利。
　　禁止建立或者恢复宗族墓地。


　　第二十三条　各级民政部门应当加强对公墓、公益性墓地的监督检查，并将检查结果予以公告。


　　第二十四条　殡葬服务单位应当加强对殡葬服务设施的管理，保持殡葬服务场所、设备、设施的整洁和完好，防止污染环境，提供文明、规范、优质的服务。
　　殡仪服务人员应当遵守操作规程、职业道德，不得利用工作之便索要财物、刁难丧事承办人。


　　第二十五条　殡仪服务单位应当使用符合国家质量技术标准的殡仪车、遗体冷藏设备、火化机等殡葬设备。
　　火葬区运送遗体应当使用殡仪专用车。没有殡仪专用车的地方运送遗体车辆应当进行必要的消毒技术处理，确保卫生、无污染。


　　第二十六条　建设殡葬设施和设立殡葬服务单位，除建设火葬场及从事尸体火化业务的殡仪馆以当地政府投资为主外，其他实行并鼓励多元化的投资。
　　殡葬服务收费项目及其标准，应当经财政、物价行政管理部门核准，并予以公布。

第五章　丧事活动和丧葬用品管理





　　第二十七条　丧事活动不得妨碍社会公共秩序和公共卫生，危害公共安全，不得侵犯他人合法权益。


　　第二十八条　单位和个人生产、销售丧葬用品应当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申领营业执照。
　　禁止生产、销售封建迷信丧葬用品。
　　禁止在火葬区生产、销售棺木等土葬用品。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九条，将应当火葬的遗体土葬的，由民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由县级民政部门强制执行，费用由丧事承办人承担。


　　第三十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在公墓、公益性墓地以外或者在禁止建造坟墓的地区建坟的，由县级民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由县级民政部门会同公安、宗教部门、乡（镇）人民政府和基层组织予以强制执行，费用由当事人承担。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未经批准建设殡葬设施和设立殡葬服务单位的，由县级民政部门会同建设、土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予以取缔，责令恢复原状，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一条，墓穴占地面积超过标准的，由县级民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二条，预售、转让、传销和炒买炒卖墓地、穴位、骨灰存放格位，利用公益性墓地、安置性墓地从事经营和牟利活动的，由县级民政部门会同土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并可处以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七条的，由县级民政部门会同城建、环保、公安等有关部门和基层组织予以制止；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部门依法给予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八条的，由民政部门会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查处。


　　第三十六条　拒绝、阻碍殡葬管理人员依法管理或者侮辱、殴打殡葬管理人员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七条　殡葬管理和殡仪服务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或者利用工作之便索要收受财物、刁难丧事承办人的，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八条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公民、台湾同胞、华侨和外国人的丧葬事宜，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自2003年6月1日起施行。


司法管理学——司法改革过程中孕育出来的新学科
韦群林

一、司法管理——民主政治背景下中国司法改革的必然产物

当1997年北京大学贺卫方教授发表其广为流传的论文《中国司法管理制度的两个问题》[1]时，“司法管理”还是一个在我国法律文献当中很少使用的词汇 。然而，就在短短几年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法治社会的建设，特别是随着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活动的深入，直接涉及司法管理的文字不仅在公共管理学、司法制度的书刊当中，而且，在最高司法机关的文件当中也频频亮相，并出现了以“司法管理”为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层次的招生[2] 。另外，如果从司法管理的内容——在和平化解纷争、恢复法治秩序、实现公平正义这一前提下，合理配置及利用包括公共司法权力、司法人力资源等在内的司法资源的，以实现相应的司法目标组织活动或过程——入手考察，不难发现，近年来汗牛充栋的宪法学、诉讼法学、司法改革的方面卓有成效的研究文献，因其直接探讨或间接涉及司法权的宏观配置、法院组织管理、司法人事管理、司法财政管理、诉讼运行管理等司法权从宏观配置到微观运行管理方面的内容，而实质上也可以示为司法管理的内容。笔者用关键词“司法改革”和“司法管理”在网站上搜索，找到的网页就分别达32,132个及3,347个之多 [3]。
市场经济、法治社会和民主政治背景下的跨世纪的中国司法改革，与1952年6月到1953年2月的所谓“司法改革运动”并无多少共同之处。那是一场建立在对“旧司法人员”的否定估计基础上，通过彻底整顿司法机关、严厉制裁旧司法人员、狠批“三权分立”学说、“司法独立”原则、“罪刑法定主义”和“法不溯及既往”这些“资产阶级法律思想”、让失业工人和残废军人充实法院等手段，实现了党真正接管司法机关的目标，但刑讯逼供、错判错杀、积案如山的严重问题也随之而来[4] 。从此，司法机关也就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与牺牲品，司法机关丧失了作为司法机关的基本品质，司法官员也不是司法官员，审判活动也就不是合格的审判活动，司法正义更成了天方夜谈，如此，司法权的通过和平手段化解社会矛盾与冲突、成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应有功能难以发挥。可见违反司法基本特征和规律而进行的所谓“司法改革运动”的错误性不仅被后来“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当中最基本的司法正义都荡然无存、直至司法机关、司法官员本身都自身难保所证明，其负面影响虽经努力改革、反正但终有沉淀而一直延续至今。
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全球化、信息化、民主化的时代的到来，法治、人权、民主、和平、多元、科学、开放、自由等话语的被广泛接受，依附于政治、屈从于行政、困囿于地方、偏轨于独立、背离于公正、失信于民众的司法权的低效、劣质运行，已经明显与世情相背、与现实脱节。对外开放、溶入全球、市场经济、依法治国、政治文明、司法为民等新的理念和背景，也为按照司法权本身运行规律和特征构建司法组织并对组织内、外活动进行改革和管理，实现有效率的司法公证，提供了外部的可能和保障。“司法独立”、“司法中立”、“宪法诉讼”、“司法审查”、“改善当对司法的领导”、“公正与效率”、“程序正义”、“法官专业化”、“无罪推定”、“有利被告”、“禁止自证其罪”、“权力制约”甚至“三权分立”、“政党违宪责任”等等，已经是实务界、理论界耳熟能详的话语，或至少不是什么谈虎色变的“洪水猛兽”。中国的司法改革正在对内精化与对外张扬两个方向和层面上、在理论界的摇旗呐喊与实物界的积极应对中、在高层领导的关心和基层民众的关注下，继续向纵深展开。
在经历了浪漫的理想主义构想与活生生的改革实践以后，如何构建科学而理性的司法制度、实现司法权的有效而经济的运行、落实司法公证与效率，从而最终保障公平与正义，成了司法管理的主要内容，也成了司法管理学不可回避的研究课题。真正意义上的司法改革，最终必然导致体现司法权本身规律和特征的优质司法制度的建立，而科学的司法管理正是保障这种优质司法制度产生及有效运行的必然产物。

二、从宏观到微观——中国司法管理的特有模式

1、不同的国情决定不同的司法管理的关注点

按照根据美国学者格里克（Henry R.Glick）的界定，司法管理（Judicial Administration）主要涉及两个广泛的领域，一是法院组织和人事的管理，一是诉讼运行的管理[5] 。这当然是着眼于美国联邦法院和州法院的运行实际情况和具体模式、注重于微观层次的法院管理而得出的结论，对司法权如何在国家宏观权力层面上进行合理配置以实现司法权独立、公正、有效运行这一宏观司法管理的目标问题似乎并未考虑。实际上的司法管理内容要比上述两个方面要广泛的多，至少在中国如此。
而西方从古希腊开始，亚里士多德在政体及法庭性质方面，就将有关一切政体构成有议事机能、行政机能和审判机能三个要素[6] ，后在孟德斯鸠的力著《论法的精神》明确、完整提出立法、司法、行政的“三权分立”理念，提出了独立的司法权概念，为其后“司法独立”的观念与实践奠定了理论根基，也为司法的公正与效率提供了理论前提。后经托马斯.杰弗逊、汉密尔顿的探索和美国及西欧国家的实践，从18世纪开始，西欧、美国逐渐建立了司法独立制度，影响到日本、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7] ，使得司法权在国家权力当中合理有效配置、以实现有效率的司法公证、化解纷争、恢复法治秩序这一宏观司法管理问题显得可以不加考虑或不必考虑。
而中国反对三权分立、按照巴黎公社的实践，信仰“议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和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崇尚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和司法权同样可以牵制、审查议会、政党权力的西方政治体制形成鲜明的对比。加上革命成功前夕，通过《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及确立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砸烂了旧法统，也砸烂了党和人民对司法应有功能的基本信仰，制度空虚之际，打着马克思主义法学旗号的苏联维辛斯基的“法律工具论”的所谓苏联法学趁虚而入，司法就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流毒侵蚀着我国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使得法院、法官要超然于政治、超脱于政党、独立于行政、解脱于地方，完全是强人所难的之事，“政党司法”、“政策司法”、甚至于“地方的司法”、“行政的司法”也就成了必然。从而要在政治制度和宪法曾面上实现司法权在国家宏观权利体系当中的合理配置、从而实现对政党、立法机关及行政机关的有效制约，完成保障司法独立的前期和宏观准备工作，实在是任重而道远的政治体制改革工作，也是政治文明和法治国建设的深层次的系统工程，更是司法改革与司法管理无法回避的现实。而这些问题，在已经完成了司法制度现代化的国家，司法完全可以审查政党的合宪性、立法的合宪性、行政的合宪合法性，以司法独立、司法中立来保障司法的公正，无论在理念上，还是在制度上都已经是习以为常的国家，则并不是、也不该是司法管理太过关注的对象。

2、中国司法管理的基本模式：宏观司法管理和微观司法管理动态并重及良性互动

基于上述分析，要深刻而不是肤浅、扎实而不是虚假、权变而不是僵化地理解“依法治国”、“政治文明”、“三个代表”的深刻内涵与精髓，构建我国司法管理的模式。
首先，应从中国的现实出发，紧扣司法权的本质及其运行应达到的基本目标，立足中国的政治制度的现状，从司法权配置的本原上进行改革，从而先保证满足司法独立、中立的基本前提条件。
同时研究在一个有能力独立、中立的司法权体系当中，如何进行组织构建、人事管理、诉讼运行管理，弘扬司法公正、司法效率的主题，“完善以审判为中心的审判流程管理制度，确保审判工作高效运行”；“完善以法官管理为中心的法官队伍管理制度”；加强“审判工作宏观指导机制、审判流程管理机制、审判质量管理机制、执行工作管理、队伍管理机制、综合协调和后勤保障机制”的管理[8] 等等微观司法管理问题。
在宏、微观司法管理的比重上，随着政治文明建设水平的提高与司法制度的完善，应减少前者、加大后者。换言之，应以问题为中心，动态、合理调整两者的合理比重。

三、司法管理学研究课题刍议

司法管理关注的领域广泛而深刻，进行列举肯定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但是，一个用心而认真的描述，哪怕显得很不成熟，总会有助于学科建设和研究的深化。
按照笔者粗浅的管见，中国特色的司法管理学似乎不能忽视以下内容：
1、司法权的独立性、中立性等特征及如何通过政治制度的构建，实现司法权独立运行的制度条件。着重研究司法与政治、司法与宗教、司法与政党、司法与立法、司法与行政、司法与军队、司法与舆论、司法与仲裁、司法与非司法调解、司法与国内司法权的国际让渡及其他公共权力的关系、区别和分界线，弄清独立的司法权的最低限度，明确合理的司法审查的范围等特点在宏观、宪法层面上完成司法独立、中立的制度设计与实现。包括司法人权、司法主权、司法文化、司法心理、司法目标、司法管理主体、客体、司法资源的开发、司法改革等等宏观内容。要体现司法民有、民治、民享的主权在民思想和司法保障人权、司法实现正义的本体价值和理念，肃清司法“阶级斗争工具论”的流毒。管理层次上，处于“宏观”、“哲学”、“制度”的高度。
2、在完成司法权的划分以后，研究如何完成司法组织的设置与构建。比较
及选择一元与二元司法制度（如美国的联邦与州两套司法系统）、统一与分散（如在普通法院以外设置宪法法院、行政法院）的司法制度、与行政区相同与差别的司法系统、层级不同的司法组织的幅度、上下级司法组织的关系如何等内容，尤其是理清检察权与司法权的关系，选择司法组织的模式与层次。
3、司法官员的任职资格、职业保障和监督等司法人力资源管理。
4、包括宪法诉讼在内的诉讼制度设计，包括受案范围、审判模式、审级、
证据制度、司法鉴定的地位、错误判决的救济与限度、司法不作为情况下的诉权保障、司法执行的模式、对仲裁、公证、外国裁判的监督和支持等等内容。
5、司法监督及危机管理。
6、司法财务、行政管理。
7、微观司法管理，包括微观司法组织内行为，如组织机构设置、财务后勤
支持、司法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司法领导、司法司法腐败防治等；组织外功能和行为，主要是诉讼功能的发挥和裁判公正目标的实现。同时，研究审判为中心、审判流程管理、审判质量管理机制、执行工作管理、队伍管理机制、综合协调和后勤保障机制等。关于这方面，可以大力借鉴、移植其国外的先进的司法科学管理经验与做法，提高我国微观司法管理水平。
8、司法管理的比较研究。

四、结束语

从砸烂司法到恢复司法，仅仅是开始、仅仅是形式、仅仅是在表面上没有将其砸烂。问题的关键是让司法成为司法，让其真真行使独立的判断权，发挥社会矛盾“减压阀”、社会正义的最后屏障的应有作用，而不是将其沦为政治的婢女、党派的工具、行政的附庸、地方的保镖、民怨的激素（出现具体的纠纷一般不会导致动乱，但纠纷总体得不到公正的司法解决、让民众只好于草莽之间寻求“正义”，却往往会嬗变为社会动乱）和转业、退伍军人的安置所。正是对司法权运行现状的不满，正是这种改变现状的强烈诉求，才在20世纪末的中国引发了“司法改革”，并在全社会各阶层澎湃地发散着激情和希望。但激情的司法改革如果最终不收敛于制度化建设的司法管理，则其当初的目标未必能够实现——至少是难以有效率地实现。

--------------------------------------------------------------------------------------------
韦群林 200122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电路48弄20号204室 13917514808 rinoceros@163.com
上海市华达律师事务所律师、法学硕士、南京理工大学司法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
--------------------------------------------------------------------------------------------
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