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表现代理构成及与相关罪名的关系

田永伟


表现代理，在《合同法》出台前，这一行为便广泛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尤其是随着国家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趋完善，集团公司的不断建立，这种行为便更深入地存在于民商事交往过程中。《合同法》生效后，这一行为得到了法律的认可和规范，标的数额较小，相对人较少，关系较为简单的表现代理行为，司法机关以法为据易于决断，而标的额较大、人员较多、关系相对复杂的表现代理，则为司法机关如何运用法律，运用何类法律带来相当大的困难，下面，以一案例述之。
东方集团公司是以经营饮料为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为拓展市场业务，在全国各地多个省会城市设立销售网点，设立过程中，集团公司对于城市业务经理履行了全面的授权委托手续，并为每个销售点刻印了“东方集团公司驻XX市业务专用章”，该章用于本集团公司在所在城市的业务往来。1998年，东方集团公司在某省会城市设立销售网点，委托A为城市经理，B为公司业务员。2002年10月份，B模仿真印仿造了“东方集团公司驻某市业务专用章”，并于2002年10月至12月，未出示相关证件的情况下，利用此章对新老客户签订空调购销协议20份，其中新客户10份，老客户10份，并即时交货，B以低价直接倒卖到本市其它空调销售商铺，从中非法获利120万元。后新老客户向该市城市经理A主张债权时，A并未直接给付200万元货款，而是举报当地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在对案件审查过程中，对案件性质产生了争议，一方认为，B的行为不涉嫌犯罪，只为民法上的表现代理。另一方认为，B的行为涉嫌仿造公司印章罪，还有的认为，涉嫌合同诈骗罪。
本案如何解决，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分析。
一、表现代理的构成
表现代理，属于无权代理的形式，但因行为人与相对人有业务往来或者其它关系，而该行为被第三人认同为相对人的行为，第三人以对相对人的信赖为基础与行为人进行活动，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相对人承担责任。《合同法》对无权代理进行了明确：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
此案件中，B对20名客户签订合同的行为，笔者认为应该区别对待。对于曾经多次与B接触过的老客户而言，应构成合同法中的表现代理。B因前几年曾经多次与这部分客户接触，对于B私刻印章的行为，客户们并未引起注意，只是见到了合同书上的印章，认为是销售网点继续签订合同的行为，以普通人的心理衡量，并不存在过失，符合表现代理的相关要件。
对于其它新客户行为，是否构成表现代理则值得商榷。新客户在与B签订合同时，应当尽到注意义务，应全面认真地审查B所能提供的营业执照、授权书等原件或加盖印章的复印件，同时一并审查业务章的真伪。二者签订合同是成立的，但是否有效，则要看新客户的主观为善意还是恶意。恶意串通的而签订合同的，是无效的合同，给集团造成的损失由B与新客户承担连带责任。若为善意签订合同，则由东方集团承担赔偿责任后，向B行使追偿权。善意时，因B与客户的合同已经签订生效并履行完毕，故不存在效力未定的问题，效力待定合同，只能存在于合同生效后，合同履行完毕前，对于标的物已经全部交付履行完毕的合同，催告追认已经失去意义。
二、仿造公司印章罪及合同诈骗罪的构成
仿造公司印章罪，明确于刑法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中，属于扰乱社会秩序罪一节。该罪主体为一般主体，客体为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主观方面为直接故意，客观方面为伪造印章的行为。B是否构成伪造公司印章罪，前三个构成要件符合，而客观方面伪造印章行为如何界定则十分复杂。笔者认为，有刻印这一行为还不能构成此罪，参照刑事法律规范的三个特征即刑事违法性，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和应受刑罚惩罚性，B由此行为导致东方集团公司损失200多万元，扰乱了当地社会秩序，故B的行为构成伪造公司印章罪。
合同诈骗罪，则是规定于扰乱市场秩序罪一节中，该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客体为扰乱市场秩序，主观方面为故意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客观方面为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的骗取行为。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了合同诈骗罪构成的五类情况，最后一项为兜底条款。结合法典及相关理论，B伪造印章后以集团公司的名义进行经济活动，属于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令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并交付财物从而造成重大经济损失，B的行为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构成合同诈骗罪。
而在B伪造公司印章与合同诈骗的行为中，二者系牵连犯，伪造公司印章的目的是进行合同诈骗，应成立单一的罪名合同诈骗罪。
三、表现代理与合同诈骗罪的关系
就伪造印章进行合同诈骗的类似案件，有人提出，构成表现代理即不成立合同诈骗，成立合同诈骗就不成立表现代理的说法，对此理论，笔者持不同观点。
笔者认为，二者并不矛盾，可适时适事应用于具体案件。民法是调整平等民事主体的人身权，财产权关系的法律规范。调整财产权方面的主要目的是保护私权，保障正常的民商事交易关系，最大限度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刑法则是运用刑罚权维护社会秩序，惩罚犯罪的强制性规范。刑法惩罚的对象是具有严重社会违法性的人，目的是预防犯罪，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
合同诈骗罪中，因大部分犯罪分子在骗取财产后，挥霍一空，给被害人经济上造成重大损失。善意第三人可以按照《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以表现代理之名义向相对人提出赔偿请求，以最大限度弥补由此受到的经济损失，此过程中，合同相对人在赔偿能力的前提条件下，合同诈骗罪的直接受害人为相对人。
表现代理中，则会出现善意第三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之行为，确认为表现代理后，向相对人主张权利弥补损失。若行为人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给相对人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构成犯罪的，亦应依据刑法、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定罪量刑。
对于B的行为，一方面司法机关应该追究其刑事责任，另一方面作为善意第三人的部分客户，可以依《合同法》向东方集团公司提出赔偿请求。此类案件，只有将表现代理与合同诈骗罪有机结合，才能做到既维护正常的合法权利不受侵犯，又打击震慑犯罪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真正做到民法与刑法的有机衔接，发挥各自规范的应有作用。

　　【内容提要】人民法院是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审判监督工作则是这道防线的最后一个关口。审判监督庭作为基层人民法院的一个重要审判业务部门，担负着依法纠正错误生效裁判，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社会法律尊严和审判权威的重要职责。

　　
　　一、审判监督的内涵和职能定位

　　审判监督的内涵应当是，通过对法官的监督与保障当事人充分行使诉权，以及对错判的补救，达到纠错防错的目的，从而保障裁判的正确性，提高司法质量，实现司法公正。

　　（一）监督职能。再审是对审判权行使的监督，而审判权行使的主体是法院，具体从事审判活动的是法官。因此，就某一案件的再审而言，既是对原审法院的监督，又是对原承办法官的监督，并以对该法官的监督为基础。而这种对审判者的监督，首先体现在对法官职业道德素质的监督。因为在司法公正的实现过程中，法官的个人的道德、品格和敬业态度始终发挥重要作用。尽管国家对法官司法规定了严格的纪律，乃至建立了错案追究制度，但法官和普通人一样，同样有着个人的行为方式和生活需要。这就需要设置防线，以杜绝因法官的主观故意而导致的司法不公正。为此，在实行两审终审制度的过程中，又确立了审判监督程序即再审制度，以加强防错纠错的力度，从而对法官的职业道德起到规范约束和警醒作用，最大限度地保证裁判公正。

　　（二）补救职能。在诉讼过程中，法官对案件的认识受职业水平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诸如法官的文化知识、法理水平、专业能力、司法技能以及理解与判断能力等因素，都可能导致错误的认识，从而影响能否正确地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裁判在认定事实上不清楚，或者适用法律上有错误，就会失去公正性，从而破坏裁判的权威性。因此，必须做到有错必纠。审判监督程序就是对错案进行补救的制度。通过对案件的再行审理，使正确的裁判得以维护，错误的裁判得以纠正，以实现裁判的公正性，从而维护国家法律的尊严，提高人民法院的审判权威。

　　（三）保障职能。这里的保障是指对当事人充分行使诉权的保障。由于法官的品质缺陷或认识的局限性所造成程序不当或裁判错误，都会使当事人的正当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立法上设置了上诉审制度的补救，同时又设置了再审制度的补救，从而保障当事人充分地行使诉权。也就是说，通过审判监督程序使已审结的案件获得再一次审理的机会，当事人得以再一次行使诉权，以达到将裁判的错误降至最低及至杜绝的目的。

　　（四）防错职能。审判监督职能不仅仅限于再审纠错，它重要的职能之一还在于通过监督和纠错，评价司法质量，教育法官提高司法水平，防止发生类似的错误，或者不再发生错误，从而确保司法公正，树立法官的清明形象，树立人民法院的公正形象。这种作用虽然不是直接的，但它所产生的辐射和影响，比纠正错案的意义更大。

　　二、当前基层法院审判监督面临的困境

　　民诉法修改后，基层法院原本就不多的审判监督案件数量大幅减少，审判职能大为弱化，审监庭的主要职能也转变为案件质量监督管理。从《民诉法》对再审制度进行的修改中，我们不难看出，它的主旨是加强审判监督工作，而不是削弱审监工作，更不是要取消审监工作，对此我们必须有清晰的认识。审监工作的职能作用不仅是对审判案件的结果进行监督，也要对审判工作、案件质量的整个形成过程进行监督；不仅对案件的实体问题进行监督，更应对案件的程序问题进行监督；不仅对案件的审理环节进行监督，也应对立案、执行等环节进行监督。以往的审监工作侧重案件结案后对卷宗、文书进行检查，应将这项工作前移，分解到审判工作的立案、庭审、宣判、执行等各环节，做到问题早发现、早纠正，将可能发生的瑕疵问题解决在萌芽中。如今基层法院审判监督庭正处于职能转变期，面临一系列困难。

　　1、审判力量不足。因审判力量有限、案件数量少及基层法院审监庭审判职能的弱化，审监庭配置的审判力量明显不足。有的基层法院将高素质的业务骨干配置在审判一线，而审判监督庭则连一个合议庭所需的人员都无法配齐，“一人庭”“两人庭”居多，有的甚至把审判监督庭看成“二线”养老机构，在人员的人数、年龄、知识、能力方面无法形成合理的结构。近年与我院往来交流的基层法院大多存在人员配置不足情况。

　　2、业务学习少。基层法院学习资料有限，审监法官学习的机会少，很难全面掌握相关的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影响审判监督水平的提高。

　　3、轻视前监督，重视后监督。在日常审判过程中，在对审判权运行过程的控制方面，还有不足。对已结案件进行质量评查，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来纠正错误裁判、并对违法人员进行责任追究，这些是错误裁判生效以后，发现错误后才采取的一种补救措施，这种补救措施并不能完全消除已经造成的不良影响。

　　4、审判监督过程中行政化色彩浓厚。表现为庭长、院长、审判委员会就具体案件而对审判组织提出的处理意见，审判组织必须执行。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审理的个别案件进行监督、指导，下级法院就必须执行。以上表现形式不符合审判活动的基本原则。

　　5、部分审判监督法官工作中有畏难情绪，积极性不高、主动性不强。由于审监工作的特殊性，从事审监工作的法官往往既怕得罪本院同志，又怕当事人无理取闹，总有这样那样的顾虑，直接影响审监工作的健康发展。

　　 三、加强审判监督的对策

　　1、优化机构，保证素质，合理调配审判资源，充分保障审判监督职能作用的发挥和审判监督工作的开展。应尽可能选调一些政治素质高、思想品行好、业务能力及自律意识强、经验丰富的审判骨干充实审监队伍。

　　2、加强培训学习，提高审监法官的业务素质和执法水平，增强监督能力，保证监督质量。组织审监法官认真学习有关审判监督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尤其是要认真学习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全面理解、深刻领会立法修改的宗旨和精神，确立与之相适应的司法理念，为审判监督工作提供充分的理论指导。尽可能为审监法官提供、争取学习、培训的机会，积极参加学习、培训，克服审监法官会而不精、全而不专的问题，拓宽视野、丰富知识，提高审监法官的法律理论水平，增强司法能力。

　　3、淡化审判监督的行政化，有效地防止监督权的滥用。 改革庭长、主管院长审批制度，由庭长、院长行使程序性监督权，限制庭长、院长对实体问题的处理权。庭长、主管院长如发现审判人员实体处理有可能错误的，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给审判组织参考，如审判组织坚持自己观点的，庭长、主管院长有权提请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上级法院未经法定程序，不得介入下级法院的案件审理。

　　4、加强对错误裁判以及违法裁判的责任追究。在审理过程中，在严格地对审判权进行制约的同时，必须对错误裁判和违法裁判进行责任追究，以责任制约审判权。要使责任追究制度真正起到作用。

　　5、建立对审监庭及审监法官单独考核机制和激励机制，由院党组直接对审监庭和审监法官进行考核，为审监庭和审监法官专门建立考核档案，在提拔任用、职级待遇、评选先进等方面应尽可能向审监法官倾斜，充分调动审监法官的积极性、主动性，形成爱岗敬业、敢于监督、善于监督和争先创优的良好氛围，促进审判监督工作健康发展。

　　6、建立审判质量、效率管理评价机制。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审监工作在明确职责、建立机制的基础上，向着科学化、规范化的方向迈进是形势所需，势在必行。建立科学的审判质量效率评价机制，将一审各类案件的调解率、撤诉率、开庭率、上诉率、发改率、申诉率、调解案件申请执行率、审限等，将这些评价内容进行量化分解，落实到每一案件、每一承办人，通过通报问题与通报亮点相结合，将评查结果与年终岗位目标考核挂钩，发挥案件质量监督管理的导向作用，才能切实提高审监工作质量，从而推动审判工作质效的全面提升。

　　（作者单位：江西省新建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