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莆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莆田市银行业支持地方经济发展考核奖励办法

莆政办[2009]6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市直有关单位：

《莆田市银行业支持地方经济发展考核奖励办法》和《莆田市银行业支持地方经济发展考核奖励实施细则》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二OO九年一月二十一日

莆田市银行业支持地方经济发展考核奖励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的货币信贷政策，鼓励莆田市金融机构扩大信贷总量，拓宽融资渠道，改善金融服务，充分发挥金融在我市经济建设和港城崛起中的作用，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莆田市银行业要认真贯彻执行中共莆田市委、莆田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实施意见（试行）》、《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发展港口经济的决定》、《关于加快发展港口经济的实施意见》以及《中国人民银行莆田市中心支行关于金融支持“以港兴市、工业强市”发展战略的指导意见》，努力保持信贷总量平稳增长，有效确保重点项目和重点企业资金需求，积极优化适应地方产业特点的信贷结构，大力促进港城经济发展。

第三条 考核对象

农发行莆田市分行，工行莆田分行、农行莆田市分行、中行莆田分行、建行莆田分行，兴业银行莆田分行、中信银行莆田分行、邮政储蓄银行莆田市分行，福建省农村信用联社莆田办事处。

第四条 考核内容及标准

（一）考核指标：总量指标、结构指标、系统排名指标。

1、总量指标。包括信贷总量、新增信贷投入总量、贷款增长率。

2、结构指标。包括重点项目贷款、中小企业贷款。

3、系统排名指标。贷款增长率在全省本系统内名次。

（二）考核标准及计分方法：考核实行百分扣分制计算总分。

1、总量指标（50分）。

（1）信贷总量（10分）。以年末贷款余额为依据，名列全市第1名的单位得10分，每降低一个名次减0.5分。

（2）新增信贷投入总量（20分）。以当年度的贷款净增加额为依据，名列全市第1名的单位得20分，每降低一个名次减1分。

（3）贷款增长率（20分）。以当年度的贷款增长率为依据，名列全市第1名的单位得20分，每降低一个名次减1分。

2、结构指标（40分）。

（1）重点项目贷款（20分）。以年度内对市级及以上重点项目的贷款净增加额（包括各银行本系统内上级行对本市的贷款）为依据，名列第1名的单位得20分，每降低一个名次减1分。

（2）中小企业贷款（20分）。起评分为10分，当年中小企业贷款增长率高于全市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当年增长率的，每增加1个百分点加1分，最高得分不超过20分；每低于1个百分点扣1分，最低得分为5分。

3、系统排名指标（10分）。以市级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增长率在全省设区市的排名为依据,第1名得10分，每降低一个名次减1分。

第五条 奖励标准

按总分评定名次。设一等奖1名，奖金30万元，二等奖2名，奖金各20万元，三等奖3名，奖金各10万元。

第六条 考核的组织、依据与程序

（一）考核工作由莆田市重点项目融资协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行莆田市中心支行负责制定《莆田市银行业支持地方经济发展考核奖励实施细则》并组织实施。

（二）考核按年度进行，市级各金融机构按照要求向人行莆田市中心支行报送相关统计资料。人行莆田市中心支行依据本办法和《莆田市银行业支持地方经济发展考核奖励实施细则》对各被考核对象的指标完成情况进行考核。

第七条 市级各商业银行、农发行、农村信用社当年度在全市考核排名最后一名的，必须在下一年度初由该机构主要负责人向市政府作专题原因分析报告。

第八条 对人行莆田市中心支行、莆田银监分局的奖励视全市金融系统对莆田市经济发展的贡献度，由市政府确定。

第九条 本办法自2008年起施行



“私产”入宪与“原罪”赦免

自从中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特别是形成”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后,各级党委和政府对一个中心的理论有一种错误的理解,就是认为只要将生产力提高了,本地区本部门的国民生产总值提高了,就等于抓住了中心,就完成了党和政府的主要任务,将党的基本路线通俗地等同于“GDP”的增长.在这种思想意识的指导下,判断一个地方,一个部门及其党政领导干部能力和政绩大小的最重要的标准,就是”GDP”的增长速度.这种唯”GDP”论的观点,导致了党政部门工作思路的偏差,比如一说到对外开放，就机械地将吸引外资的数量当作经济发展的目标，甚至将招商引资的指标层层分解到各个部门甚至官员个人头上，搞出了“合同利用外资”、“协议利用外资”“实际利用外资”等即使专家也莫名其妙的新鲜名词，这也是大量存在假外资，假外商，假合资现象的重要原因。现在又有新的理论，要快速提高本地区GDP数值,必须大力扶持和发展民营经济，而发展民营经济，就要对其原罪予以豁免。如果仅仅限于特定阶层的一厢情愿也还罢了，毕竟在多元化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各个阶层都有正当的权利诉求和利益表达，然而作为以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代表的某些地方政府，却用正式文件的形式肯定了“原罪豁免”论，这不能不使人感到惊奇。
2003年的最后一天，河北省出台了《关于政法机关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良好环境的决定》，这一被称为30条的红头文件第七条规定，对民营企业创业初期的犯罪行为，已超过追诉时效的，不得启动刑事追诉程序；在追诉期内，要综合考虑犯罪性质、情节、后果、悔改表现和所在企业在当前的经营状况及发展趋势，依法减轻、免除处罚或判处缓刑。如果普通百姓还是弄不明白其中的隐藏含义的话，河北省某位领导的讲话就说的很明白了。这位领导在出席省“两会”时，鼓励民营企业放心大胆创业，这位领导说,司法机关对民营企业合法权益，要理直气壮的保护，对侵犯民营经济合法权益的事情要坚决予以纠正，河北省不再追究民企“原罪”，政法部门不得“超过时效”算“旧账”。
令人注目的是，这一文件的出台，是在中共中央提出宪法修正案建议，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即将讨论将对私有财产的平等保护纳入宪法的背景下提出的。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某些担心和疑虑。民营企业原罪的一概豁免是否符合宪法修正案的精神？是否符合公平公正等法治社会的价值理念？不考虑某些民营企业原罪性质是否可以豁免而豁免，对其他合法经营的民营企业是否公平？对民营企业原罪豁免，对外资企业、对国有企业经营者的犯罪行为是否也要豁免？这里不谈一个省政府是否有权制定这样一个文件的主体资格问题，不谈这一文件对民企原罪豁免的依据“在追诉期内，要综合考虑犯罪性质、情节、后果、悔改表现和所在企业在当前的经营状况及发展趋势，依法减轻、免除处罚或判处缓刑”是否符合罪行法定的刑事法律原则，也不谈这一规定的实施是否会造成与民众正义价值观念的冲突可能导致的社会对立。这里只是想要阐述的是：民营企业“原罪”问题不仅仅是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行贿受贿、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等问题，也不仅仅是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备过程中管制法规不合理导致的很多民营企业不得不“非法生存”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相当数量民企“原罪”的形成，不是由于不合理的管理制度逼使他们不得不为了生存而“犯罪”，而恰恰是为了侵吞国家财产、掠夺社会财富而与腐败的政府官员相互勾结而有意实施犯罪，这种类型的犯罪，侵犯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违背了法治的基本原则，背离了基本的道德准则，是不能予以赦免的。一个省级政府出台这样一个文件，其初衷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一个敏感而复杂问题的解决需要审慎的论证和多方协调，任何简单而轻率的办法都将背离良好的初衷，特别是在强调依法治国的今天。
正如秋风在《“原罪”与权力》所言，“今天我们所说的民营企业家，其实是一个相当混杂的群体，我们可以对这个群体从多个角度进行一些粗略的分类。比如或许可以将民营企业家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从社会最底层崛起，一直活跃于民间、主要靠自己的企业家才能而发财致富的民间企业家；另一类则是曾经掌握权力、或者攀附上权力，而主要借助权力以垄断特权或掠夺国有和民众财产等手段获得利润的特权企业家。-----------普通民众对于（民间企业家）这种赦免，应该是可以接受的。普通民众不会嫉妒财富，只怨恨那些不义之财，也即某些依靠权力或攀附权力、从而靠权力寻租或借用权力进行赤裸裸的掠夺所获得的利益。民间企业家为了获得生存权，也不得不借用权力，但他们主要还是靠企业家精神创造财富的；而特权企业家却以权力为企事业的基础，并且依靠权力肆无忌惮的掠夺国有资产和民众资产。因而，这些特权企业家的行为显著地有悖正义与理性，他们的行为及时不合法的、也是不正当的，也即中国人通常所说的伤天害理，因而民众对其反响强烈。”（摘自《南方周末》2004.2.12）
对于民间企业家，比如同样在河北省的大午集团及其法定代表人孙大午而言，在其成长的过程中受到当时的土地制度、金融体制制度的束缚，受到诸如公安、工商、税务等行政部门不能公正执法的待遇，如果以今天的各种法规标准来衡量，大午集团从创业初期就有很多“非法”之处，包括启动资金、卫生条件、土地、税收等各个方面，而这正是金体思念我国中小民营企业家的生存现实。大午集团因而触犯了不合理的金融管理秩序而被判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于这类不合理的法律制度造成的民营企业家的“原罪”问题，正如这位河北省领导所言：“发展民营经济除了在资金、项目上给与一些支持外，更重要的是给与民营经济平等的法律地位和公平的竞争环境。”。让民营企业家享有完全平等的政治和法律地位，赋予民营企业家以充分的创业和经营自由，改革和完善不合理的旧的、与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相冲突的法律制度才是根本途径；另一方面，政府需要坚定地进行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退出某些领域的不合理管制，放弃某些权力，用复杂的制度设计约束政府及其官员的权力范围及运行规则，这才是政府解决民间企业家“原罪”问题的根本之策，而不是仅仅“赦免”的问题。
而对于“特权企业家”而言，比如我们大家都熟悉的沈阳黑社会头目刘涌及其民营企业“嘉阳集团”，其累积的巨额财富，并不是在受到不合理的法律制度的束缚，在受到政策的歧视，在受到不公正的行政执法待遇背景下获得的，而恰恰是依靠黑社会手段打、砸、抢、诈、欺获得的，依靠对权力的收买官商勾结获得的，依靠对法律的公然蔑视和违背而获得的。对这类“特权”的“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不管是他们最初起家时靠暴力手段获得的“第一桶金”，还是用“第一桶金”中的收入投放到权力市场中获得的更多桶的黄金，都具有非正义性质，不会由于第二桶、第三桶及至第N桶金远离了“第一桶金”而具有了合理存在的理由，不光要清算第N桶金的罪恶，更要清算“第一桶金”的罪恶；不光要惩罚其现罪行，更要追究其“原罪”。
有人提出了奇怪的论调，民营企业有“原罪”感，所以他们不敢发展，害怕追溯，害怕出头，甚至将资产转移到国外，是对生产力的破坏，对经济发展不利，所以对他们的原罪要一律“赦免”。诚然，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民营经济功不可没。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备，离不开私营经济对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不合理旧制度和旧法律冲击，在此基础上，社会主义的市场机制逐步完善起来，对所有性质的经济成分一视同仁，享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和政治待遇成为民营企业家的迫切要求，中共中央将对私有财产与其它财产加以平等保护的内容作为宪法修正案的最重要部分提出，堪称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来最重要的宪法成果。但是，对私有财产的宪法保护，并不等同于对特权企业家侵吞国家财产，掠夺大众财富犯罪行为的宽恕，对这些罪行的赦免，就是对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背叛。2月13、14日连续播出的山东省某县农机公司，武汉冠生园食品厂的案例，生动说明了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是如何流失，成为所谓民营企业家原始积累的组成部分。这些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事实，是对全部“赦免”说的有力回击。

裴玉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