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温州市粮食产销合作财政专项资金管理使用暂行办法的通知

温政办〔2009〕121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各有关单位：

　　《温州市粮食产销合作财政专项资金管理使用暂行办法》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九年八月五日

温州市粮食产销合作财政专项资金管理使用暂行办法

　　第一条 目的和依据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根据《温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建设的通知》（温政发〔2008〕82号）的内容要求，就温州市粮食产销合作专项资金管理使用制定如下暂行办法。

　　第二条 粮食返销供应温州补贴或奖励申报对象

　　（一）我市认定挂牌在省外的粮食生产基地种粮大户及其粮农组织（合作社、农协等，下同）和各类粮食企业。

　　（二）温州市区（鹿城区、龙湾区、瓯海区，下同）的各类粮食企业。

　　（三）在温州市区落户的外来粮食企业。

　　第三条 申报条件

　　（一）粮食生产基地申报补贴或奖励条件。

　　1.必须在本省行政范围外的粮食主产区。

　　2.单户基地连片种植水稻面积5000亩以上，二户以上联合种植大户或粮农组织和各类粮食企业基地种植水稻面积1万亩以上，有5年以上的规范土地流转合同或承包经营合同，且基地实行标准化生产、规范化操作、市场化运作、企业化管理，并经温州市人民政府认定挂牌为温州市粮食生产基地。

　　3.生产的粮食，以基地为单位，在正常年景80%以上返销供应温州，且服从政府调控。粮食质量必须符合国家食用大米质量和卫生及加工标准。

　　（二）各类粮食企业申报补贴或奖励条件。

　　1.企业在温州市区工商注册登记，守法经营，规模较大，资信良好，实力较强，有一定粮食经营加工管理能力。

　　2.经营的粮食必须是省外主产区生产的且返销供应温州成品粮（原粮折合成品粮，特指晚籼米、晚粳米，下同）年达1.5万吨以上，服从政府调控。粮食质量必须符合国家食用大米质量和卫生及加工标准。

　　第四条 申报材料

　　（一）申报认定温州市粮食生产基地应提供的材料。

　　1.申请报告。

　　2.企业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或粮农组织证照和分户清册、种粮大户身份证等的复印件。

　　3.土地流转或承包合同（协议）。

　　4.基地示意图。

　　5.粮食生产基地认定申请表。

　　（二）申报返销供应温州粮食补贴或奖励应提供的材料。

　　1.返销供应温州粮食补贴或奖励申请表。

　　2.企业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或粮农组织证照和分户清册、种粮大户身份证，基地认定批件等的复印件。

　　3.采购环节的凭证。从农民手中直接收购的，须提供由税务部门印制的粮食收购单据；从企业采购的，须提供合法的购销合同和粮食购销专用发票或增值税发票（复印件）；粮食生产基地种植自产自销的，须提供土地流转和承包合同（协议复印件）、粮农组织证明；质监部门出具的粮食质量检验报告。

　　4.运输环节的凭证。按不同的运输方式，提供到温运输发票或合法运输单据。运输单据上必须注明粮食启运日期、到达日期、发货企业名称或姓名和最终收货地点、购货企业名称或姓名；铁水、公水联运的，运输单据上的中转收货人与最终收货人不一致的，必须注明最终收货地点和购货企业的名称。公路运输的，须提供每车的运输凭证。粮食基地生产的粮食返销温州市场的申报材料，须有粮农组织审核签章后报出。

　　5.粮食经营台账。

　　6.货款支付凭证。税务部门印制的粮食收购单据或银行汇款凭证（生产基地种植的粮食自产自销的不需提供）。

　　第五条 申报起止期限

　　（一）申报外建温州市粮食生产基地的，于每年3月30日前将申请材料送市粮食产销合作联合审核办公室（以下简称市联审办）备案。

　　（二）申报补贴或奖励的分两期报送，第一期自上年11月1日到3月30日，第二期自4月1日到10月31日。

　　（三）起始时间指粮食在购粮省份的启运时间，根据合法的运输单据上注明的日期，按以下原则确定：

　　1.省间铁路或公路直达运输的，以粮食启运日期为准，且收货地点必须为温州行政区域内具体地点。

　　2.铁水、公水联运的，以粮食启运日期为准，收货地点必须为温州行政区域内的具体地点，同时要与联运相衔接，联运后的收货地点必须为温州行政区域内的具体地点。

　　（四）截止时间指粮食运输到温州的时间，根据合法的运输单据上注明的日期，按以下原则确定：

　　1.省间铁路直达运输以货到站台日期为准。

　　2.铁水、公水联运以货到接卸码头日期为准。

　　3.公路直达运输以货到接卸目的地日期为准。

　　第六条 申报程序和补贴、奖励标准

　　（一）外建粮食生产基地认定、挂牌申报程序。

　　申请粮食生产基地认定、挂牌的种粮大户及其粮农组织和各类粮食企业，于每年3月30日前将申请材料送市联审办。经市联审办审核后，会同市农办、市农业局、市财政局、市粮食局在7月31日前进行实地验收，经在市级媒体公示后，报市政府认定挂牌。

　　（二）粮食返销供应温州补贴或奖励申报程序。

　　1.符合条件的基地种粮大户及其粮农组织和各类粮食企业在每年10月底前，基地种粮大户携带身份证、基地认定文件原件和复印件，粮农组织携带登记证件、基地认定文件、分户清册等原件和复印件，及上年度返销温州粮食数量资料。各类粮食企业携带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原件和复印件及上年度返销温州粮食数量资料，到市联审办登记备案，并签订协议书。

　　2.经过登记备案的各类粮食企业和基地种粮大户或粮农组织于次月5日前向市粮食局报送《重点粮油经营加工企业商品粮油收支平衡月报表》。

　　3.经过登记备案的各类粮食企业和基地种粮大户或粮农组织将补贴申请表及各类有效凭证等申请材料，加具封面，装订成册并加盖单位公章（个人签章），于5月15日和11月20日前将申请材料送市联审办。

　　4.市联审办对各类粮食企业和基地种粮大户或粮农组织上报的补贴或奖励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并经公示后，按专项资金管理程序发放补贴或奖励。

　　（三）基地生产的自产自销粮食，按返销供应温州成品粮实际数量，每吨补贴不超过60元，每户年最高补贴金额不超过30万元。每亩补贴产量粳稻为500公斤（折合晚粳米340公斤）、晚籼稻为400公斤（折合晚籼米272公斤）。

　　（四）省外粮食主产区采购粮食，按返销供应温州成品粮实际数量，每吨奖励不超过20元，每户年最高奖励金额不超过30万元。

　　（五）补贴或奖励的单位和个人只能享受其中一项补贴或奖励。

　　（六）补贴或奖励资金以每年2次审核通过的汇总数量，于12月底前一次评定发放。

　　第七条 其他

　　（一）市农办、市粮食局、市农业局、市财政局要切实发挥职能作用，加强监督检查，严禁弄虚作假、虚报冒领补贴或奖励资金，一经调查核实，收回冒领补贴、奖励资金，取消今后申报资格。同时，要加强对粮食产销合作建设发展提供相应的政策法规咨询服务，规范粮食产销合作及粮食收购、运输协调和指导等工作，积极引导我市粮食企业和种粮大户按照“市场运作、自愿参与、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原则，做好粮食产销合作和基地建设。

　　（二）为了方便企业和种粮大户，减少环节，提高效率，建立市粮食产销合作联合审核办公室。市联审办设在市粮食局，由市粮食局分管局长牵头，市农办、市农业局、市粮食局、市财政局处室负责人参加。每年安排20万元工作经费，用于外建基地建设和粮食产销合作工作协调、项目组织实施、监督检查、验收认定、产销对接和流通（运输）供应服务等方面。

　　（三）本办法自2009年1月1日起执行，由市财政局与市粮食局负责解释。


死刑存废论之我见

王文婷


死刑存废之争，自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问世以来，已历经200多年。死刑存废之争已由一个法律问题上升到了伦理学、哲学的高度。面对前人浩瀚的学术成果和精辟入理的论证，我方才知道自己有如井底之蛙。我只能靠着满腔的热诚，用最浅显的文字写下最真实的看法。

一
毫无疑问，废除死刑已成为当今世界的共同趋势。截止到2000年10月，全世界彻底废除死刑的国家达78个，事实上废除死刑的国家达37个，仅对普通犯罪废除死刑的国家也有10个。与之相比，目前仅71个国家仍保留死刑①。但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废除死刑的道路也充满了曲折和坎坷：前苏联三次废除死刑又三次恢复，菲律宾、意大利、瑞士等均出现了死刑反复存废的问题。死刑存废的反复暗示着“死刑保留论”顽强的生命力。可以说，废除死刑任重而道远。
死刑存废论的分歧，实质是传统刑罚报应论和预防论与人道主义、人文关怀冲突的结果。我国作为保留死刑的国家之一，大多数学者提出折衷的“死刑限制论”，作为我国刑罚发展的目标。“死刑限制论”以我国刑法对死刑对象的限制，死刑复核程序等为内容，基于死刑保留论的一系列观点，强调中国目前无法全面废除死刑。
“死刑限制论”一直以来是我国刑法学界的通说观点，“废除论”目前似乎还没有得到大范围的认可。中国几千年封建历史的积淀，以及目前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决定了中国目前无法全面废除死刑。但“不能废除”不等于“不应废除”，前者强调实然性，后者强调应然性。如果将“死刑限制论”作为死刑发展的最高境界，那是人道主义的悲哀，更是文明社会进步的障碍。
二
死刑保留论的理论基础是刑罚“报应论”。笔者认为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以“报应论”作为死刑保留的最大理由已明显不合时宜。诚然，从奴隶社会野蛮的同态复仇，直至今日我们宣扬的“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刑罚已从“报复”转向“报应”为目的。前者强调对违法者个人的制裁，是“刑罚与犯罪在损害形态上的等同与对称”②；后者强调对社会大众的预防监督，是“刑罚的轻重与犯罪的轻重的等比对称③”。报应论已成为死刑保留论最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报应可谓社会对于犯罪人为恶的反应，以刑罚来报应犯罪，因刑罚的痛苦来平衡犯罪的恶害，一方面可以实现正义的心理，另一方面则可以增强伦理的力量，以建立社会赖以生存的法的秩序。④”但是，无论报应论多么完美，只能说明刑罚的正当性，而非死刑的正当性。因为目的正当并不一定表示手段的正当。况且报应犯罪的途径不只死刑一种，无期徒刑同样可以达到报应犯罪的目的。对犯罪分子处以刑罚是必须的，符合报应论，但死刑犹如“过犹不及”，除了满足受害人的私愤外毫无意义。
当然，有些学者强调报应的“等价性”，即犯罪者失去的利益应不小于所侵害的利益，以此论证“杀人偿命，天经地义”的合理性。笔者认为是不可取的。如若以此为据，一味强调报应的“等价”，那么现在的自由刑似乎只使用于非法拘禁他人的行为。强奸犯是否必须处以宫刑？诈骗犯是否只需交纳罚金？很明显，与同态复仇相比，等价报应论确实进步了许多，但在一个文明与人道的社会中，“杀人偿命”仍是落后与野蛮的标志。无论在人们的观念中，还是在司法实践中，“等价报应”所提倡的“不小于”常被理解为“大于”而非“等于”。我国对经济类犯罪仍保留死刑就是最好的例证。退一步来说，对一些诸如杀人罪的自然犯而言，死刑似乎是等价的报应，但其实质是以一个家庭的痛苦来换取另一个家庭的不幸，结果是两个家庭的悲哀。这里的“等价”是心理痛苦程度的等价，而非刑罚轻重的等价。其结果往往是两个家庭的悲剧——这就是我们自豪的文明社会？
黑格尔从社会契约论角度进一步阐述了“等价报应论”。他说：“犯人行动中所包含的不仅是犯罪的概念，即犯罪自在自为的理性方面——这一方面国家应主张其有效，不问个人有没有表示同意，——而且是形式的合理性，即单个人的希求。刑罚既被包含着犯人自己的法，所以处罚他正是尊重他的理性的存在。⑤”按照他的说法，死刑是犯罪者自己的意愿，所有的痛苦是犯罪者自己选择所得。从逻辑上看，这样的推论是完美的。但从现实上看，很少有犯罪者完成犯罪行为后等待就擒，绝大部分都尽其所能逃脱执法人员的追捕。也就是说，犯罪者即便知道自己将受到法律的制裁，但犯罪时无一不寄希望于逃脱这种制裁。因为时效制度的存在，只要脱逃成功，到时便可逍遥法外。刑罚的不必然性，成为犯罪分子的赌注。他的“理性的存在”就是钻法律的空子，而非甘愿接受刑罚的处罚。由此，黑格尔的说法仅是破案率为100%的理想社会的推论，只要刑罚存在不必然性或不及时性，逃脱法律制裁永远是犯罪者的自由意志。刑罚的不必然性越高，刑罚的严厉程度就越大——即刑罚的严厉程度与刑法到达的必然性成反比，而后者与执法机关的尽职与否有直接联系。因此可以推论：犯罪分子所接受刑罚的严厉程度，实际上取决于执法机关破案率的高低。这样的结论显然是荒谬的，但不可否认，在一些破案率低的地区，一旦抓获犯罪分子，便希望通过最严厉的刑罚达到“杀一儆百”的效果。同样的犯罪行为，同样的社会危害性，却可能因当地破案率的不同遭受“生”与“死”的差别待遇。犯罪者的生命成为树立司法权威的代价，这种“代价”违背社会契约论的平等与自由，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更违背法律正义的终极价值。
在报应论的基础上，以史蒂芬、加洛法罗为代表的死刑保留论者提出“预防论”作为保留死刑的最大理由。笔者认为预防论同样是站不住脚的。一般情况下，人对于死亡的恐惧远远高于对其他事物的恐惧。对生的渴望和对死的逃避，是人类的本能与天性。因为恐惧程度看似与威慑力成正比，因此得出结论：死刑具有最大的威慑功能。暂且不论这样的三段论推理是否必然成立，事实告诉我们：“严打”以来，适用死刑的人数增多，执行死刑的人数也增多，而重大刑事犯罪仍呈有增无减的趋势；历史告诉我们：明太祖朱元璋“欲杀尽天下之贪官，奈何朝杀而暮犯！”。死刑所谓的“最大威慑力”只是学者的推论，在事实面前，这种威慑力不断弱化。对于那些义愤杀人，或为信仰而犯罪的人而言，死刑的威慑力毫无价值可言。退一步来讲，200多年来无数学者为了回答死刑与无期徒刑相比，威慑力孰轻孰重的问题，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直至今日，仍没有权威机构能够给予肯定或否定的答案。既然我们无法证明死刑具有最大威慑力，那么死刑的存在无合理性可言。同时，死刑的威慑力一旦没能起到抑制犯罪的作用，这种威慑力往往成为其他犯罪行。为的诱因。犯罪者实施犯罪行为后，因惧怕死刑杀人灭口的例子不在少数——这是死刑无法推卸的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说，死刑成为犯罪分子杀人的帮凶。
“死刑限制论”相比“死刑保留论”而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民主文明的进步，但它仍然有悖于人道主义、人文关怀的精神。死刑是野蛮之刑，是践踏人权之刑。其野蛮与残酷不仅体现在行刑的一刹那，恐惧与绝望从判决开始便在死刑犯心中扎下了根，悲哀与无奈从判决开始便与死刑犯的家庭如影相随，更可怕的是，它们不会随着行刑的结束而消失。死刑对于心灵与精神上的折磨远比加在肉体上的痛苦来的大。肉体的痛苦是暂时的，只须一人承受，而精神的折磨却须由无辜的家属来承受，并且永生难以磨灭。死刑以剥夺他人的生命权为手段，使犯罪者完全丧失了人格权，即完全否认了他人为人的权利。而无期徒刑至少保留了犯罪分子的人格权。因为死刑本身就是不人道的刑罚，所以无论“死刑限制论”限制的多么严密，都始终违背人道主义的原则。“罪刑相当原则”作为我国刑法基本原则之一，强调“犯罪危害性之大小，是决定刑罚轻重的重要依据，犯多大的罪就处多重的刑，做到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罪刑相当、罚当其罪。⑥”在大多数人的观念里，严重的犯罪行为如果不判处死刑，就是违背了“罪刑相当原则”。其实不然。罪刑相当原则要求的是“罪”与“刑”在惩罚程度上阶梯形的对应，对于最严重的犯罪只要处以最严厉的刑罚就符合该原则的要求。一旦废除了死刑，无期徒刑就成为最严厉的刑罚，将最严厉的刑罚分配于最严重的犯罪，完全符合罪刑相当原则，更符合“分配的正义”这一法的最终理念。

三
综上，笔者认为死刑的废除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因为实际废除死刑，无期徒刑成为最严厉的刑罚，笔者认为应当严格限制从无期徒刑减刑至有期徒刑20年的条件，适当提高无期徒刑的威慑力。我国虽然有无期徒刑这一档刑罚，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无期徒刑“有期化”已成为相当现实的问题。大部分群众无法接受那些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经历了十几年的有期徒刑后活跃于社会中的事实。本着既保护犯罪者的利益，又要适当考虑人民群众的感情的原则，笔者认为严格限制无期徒刑减刑的条件是完全必要的。当然，一些学者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指出：无期徒刑消耗的国家财政远比执行死刑的成本高出许多，以此论证死刑是最“经济”，最“实惠”的刑罚。笔者认为这样的观点有失偏颇。社会已步入二十一世纪，将人的价值与经济利益权衡的观念早已为人道主义所摒弃。人的生命的价值重于整个地球的价值。国家如果出于纯经济利益的目的，从肉体上消灭犯罪者，这样的社会是极不负责任的。
中国的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表明，长期的封建主义意识形态从未给人道主义提供萌芽的机会，人文关怀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未得到重视。可喜的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部分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人道主义、人文关怀逐渐受到大家的关注。在这样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中，我们应当抓住机遇，从小部分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入手，在部分地区尝试从实践中不执行死刑，这种尝试从经济犯罪领域内开始最为合适。我国目前无法完全废除死刑，不仅因为经济的原因，笔者认为更重要的是社会精神文明发展滞后，对人类理性和良知的思考明显少于对市场经济规律的探讨。中国废除死刑之路，到了迈出坚定的第一步的时候了。

参考文献：
①参见杨春洗、张庆方：《世界范围内的死刑存废现状和中国的死刑问题》。
②参见胡云腾著：《存与废：死刑基本理论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年版，第155页。
③参见胡云腾著：《存与废：死刑基本理论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年版，第155页。
④参见杨世云、窦希琨著：《比较监狱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3页。
⑤参见（德）黑格尔著：《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56页-157页
⑥参见苏惠渔主编：《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