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兴良教授认为，犯罪构成体系应坚持事实判断和价值评价相分离原则，并按事实和价值的位阶顺序安排。
他认为，在犯罪构成理论中，事实和价值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在大陆法系中，事实和价值始终是相分离的。德日三阶层体系是按照事实和价值二元论的哲学方法建构起来的。构成要件该当性是事实判断，而违法性和有责性是价值判断，也可以说是一种规范判断在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中存在逻辑上的位阶关系。我国及苏俄的犯罪构成体系中，事实和价值是合而为一的，在这样一种犯罪构成体系中，必然会出现重事实判断轻价值评价，甚至以事实判断代替价值评价的倾向。没有正确地处理好事实判断和价值评价关系，是我国和苏俄犯罪构成体系的重大缺陷。[i]
一般认为，德日三阶层体系是深受休谟的“事实与价值相分离”二元论的哲学思想影响而建构的。然而，休谟的事实和价值二分法是否正确，这在哲学上是有争论的。不少哲学家对事实和价值二分法提出了批判，他们认为，事实和价值并非截然分离而决不相交的，实际上事实和价值是缠结在一起的，美国哲学家希拉里·普特南通过对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批判后，提出了“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崩溃”的观点。[ii]
从德日三阶层体系发展历史看，古典论体系认为，构成要件该当性中的具体要素是记述性、中性的事实要素，而违法性和有责性是价值评价内容，因此，这一体系符合休谟的“事实和价值二分法”的。
然而，随着新古典论体系将主观违法要素和规范要素置于构成要件该当性阶层，目的论体系和现代新古典体系将故意和过失置于构成要件该当性阶层后，构成要件该当性逐渐已实质化，其中，行为要素受社会行为论和社会相当理论等影响已实质化，因果关系受相当因果关系论和客观归责论等理论影响已实质化，等等。构成要件该当性的实质化说明构成要件该当性阶层并不单纯是事实判断阶层，而是事实和价值交织在一起的判断阶层。可见，现在的德日三阶层体系并非绝对按事实与价值二分法划分的，它以犯罪成立的基本原型（或指导形象）而确立构成要件该当性后，再根据违法实质和阻却事由以及责任要素来建构，即按“违法——有责”方法建构。其中，构成要件该当性体现了事实和价值交织状况，正由于构成要件该当性已实质化，使违法性已压缩为零，所以，德国刑法理论中出现了将构成要件该当性和违法性合并为“不法”阶层的二阶层体系（即不法——责任）的有力主张。
笔者认为，在现实中，犯罪是一种事实和价值交织在一起的行为。刑法所规定的各罪的规范也是事实和价值交织在一起的。犯罪构成体系是判断犯罪成立的各要素组成的体系，因此，犯罪构成体系应包括有事实和价值两方面的内容，但是，在建构犯罪构成体系并非一定要将事实要素和价值要素截然分开，让事实要素变成纯种的事实要素，价值要素变成纯种的价值要素。在犯罪构成体系让许多要素以事实和价值交纳在一起的要素出现也是可以的，甚至所有要素均以事实和价值交织在一起的要素的形式出现也是可以的，由于犯罪是各种要素组成的有机体，犯罪构成体系的建构是人为的，而且语词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当然也具有相对明确性），因此，犯罪构成体系各构成要素具有一定重合，或有的要素需要借助其他要素来说明，这是不可避免的。
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究竟是否科学？这在哲学界是争论不休的问题，在各种哲学学说中，哪一种哲学学说才是准确的，这尚无定论。由于刑法学家、法官、广大民众均不可能都是哲学家，因此，在构建犯罪构成体系时，可以借鉴一定哲学思维方法来建构，更主要是应从立法、司法角度考虑问题，一般而言，构建犯罪构成体系应首先找出所有的构成犯罪的要素，其次将这些构成要素根据立法、司法的要求按一定逻辑排列组合。德日三阶层体系以犯罪成立的基本原型（或指导形象）为基础来考虑建构其三阶层体系，只要其三阶层的所有构成要素与刑法规定相符，就可以建立其合理的犯罪构成体系。但是，它并不一定要按事实与价值相分离的方法来建构。
犯罪构成四要件体系是从主客要素划分来建构其犯罪构成体系的，只要该体系已完全包括了所有的犯罪成立要素，就同样可以建立起其合理的体系。在犯罪构成四个要件里，它体现了事实和价值交织的状况，这种状况并不是其缺陷，正如德日三阶层体系一样，其构成要件该当性也体现事实与价值交织状况但同样不可认为这是其缺陷。其实，从德日三阶层体系中“构成要件该当性”的实质化发展历程已看到“事实和价值二分法”在逐渐崩溃，而“事实和价值缠结论” 逐渐在现在的德日阶层体系（尤其是二阶层体系）中获得崇高的地位。

陈兴良教授认为，在犯罪构成四要件中并没有违法性的一席之地，需在四要件之外进行实质判断，由于社会危害性的实质判断内容是游离于并凌驾于四要件之外、之上的，因此，在具体案件判断中，往往容易产生逻辑上的混乱。[iii]陈教授这一论断是存在问题的。
从这一论断可知，陈兴良教授深受休谟的“事实与价值相分离”二元论的哲学思想影响，认为犯罪构成四要件体系属于事实判断、形式判断的内容，社会危害性的实质判断并不在四要件体系之内。笔者认为，陈教授这一论断是不妥当的。因为犯罪构成四要件平面化体系是一个既有实质判断也有形式判断的综合体系。犯罪构成四要件体系的哲学基础并不是休谟的“事实与价值相分离”二元论，而是诸如普特南等学者所言的“事实与价值缠结”一元论。犯罪本来就是一种事实与价值交织在一起的行为体，因此，犯罪构成体系必然包含有事实和价值两方面的内容，由于事实与价值是交织在一起的，因此，在分解分析时，是很难将事实和价值截然分开的。在犯罪构成四要件平面化体系中，犯罪客体是刑法保护的、被犯罪行为侵害或威胁的法益或法秩序，它是一个包含有社会危害性内容的实质判断要件；犯罪客观要件中的危害行为、危害结果等要素是既包含有形式判断也包含有社会危害性实质判断的要素；犯罪主观要件的故意等要素是既有心理事实判断（形式判断）也有实质判断（明知会造成社会危害结果）的要素，犯罪主体也是既有形式判断（责任年龄）也有实质判断[（精神病人）责任能力，它体现人身危险性的有无与大小]。由此可见，犯罪构成四要件平面化体系并非在四要件之外进行实质判断的，由于四要件体系的各要件之间也是按一定逻辑来构建体系的，因此，在具体案件判断中，并不会产生逻辑上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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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参见陈兴良：《刑法知识论》“代序”第Ⅷ页，以及正文第319-322页，第350页。
[ii]参见[美]希拉里·普特南著，应奇译《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崩溃》东方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

[iii]参见陈兴良：《犯罪论体系的位阶性研究》《法学研究》2010年第4期，第120-121页。
(作者简介：欧锦雄，男，广西玉林市人，1964年10月出生，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教授，广西民族大学刑法学硕士生导师，中国刑法学研究会理事，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专家。)
[本文节录自《犯罪构成体系的平面化与位阶化----与陈兴良教授商榷》（作者：欧锦雄）《刑法论丛》2013年第1卷，法律出版社出版]

国务院


复员建设军人安置暂行办法
国务院



一、复员建设军人在革命战争中有过重大贡献，他们复员后，将在生产战线上继续发扬革命军人的优良传统，成为国家各项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中的强大力量。妥善地安置复员建设军人，使他们各得其所，是各级人民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一项光荣的政治任务。
二、复员建设军人绝大部分原籍是有家有业的，各地人民政府特别是区、乡人民政府必须切实负责动员组织他们参加生产。对于他们生产生活上的困难，应认真就地给予解决。各级干部和人民群众必须尊重他们的荣誉，热诚关怀他们的政治生活和组织生活，并主动地吸收他们参加乡村
、街道中的各种组织和工作。
三、复员建设军人以在原籍安置为原则：
家在农村的：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当地人民政府应在自愿和互利的原则下，发动和组织他们参加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并教育已经组织起来的群众，积极吸收他们参加。对于没有土地而又未经分得土地的，应尽可能在本乡公地内设法调剂；如在本乡范围内土地无法调剂时，由县人
民政府酌情转至本县有多余土地的乡安置，或者帮助他们从事其他生产。
家在城市的：如具有一定的工作能力或专门技术，劳动、人事部门在分配、介绍员工时，应给予优先就业的便利；如参军时原有一定社会职业，当地人民政府应尽可能帮助他们恢复原有职业；如参军时原是机关、团体、工矿、企业的职工，原工作单位应予以吸收；如介绍或恢复原来职
业确有困难时，应帮助他们从事其他生产。
四、复员建设军人回乡时，没有房屋或原有房屋已经破漏不堪居住而本人又无力修补的，在城市应由当地人民政府协助他们租赁房屋或修补原有房屋，或在公房出租、调配时给予优先照顾；在农村应从公房中给予调剂，或由当地人民政府给予适当补助，动员群众帮工，要他们自行修建
。
五、复员建设军人离乡已久，原籍无家无业，本人不愿回原籍的，可由部队师以上机关与驻在地的省转业建设委员会联系，在该省内选择适当地区，安置他们从事农业生产或其他生产。
六、复员建设军人原籍家庭已迁居外地，回籍后没有亲属可依靠的，经原籍县（市）人民政府与迁居地县（市）人民政府联系，证明属实时，可介绍到迁居地县（市）人民政府负责安置。
七、各工矿、企业、事业部门和基本建设工程部门向各地招募或招考员工时，应给复员建设军人规定一定名额，在年龄限制上适当放宽，优先予以吸收。
八、复员建设军人投考中等以上学校时，在与群众同等条件下应优先录取，并在年龄限制上适当放宽；原由学校参军，复员后本人仍要求回原校学习的，原校应准予复学。入学或复学后，家庭生活困难的，应优先享受人民助学金的待遇。
九、对参加机关、团体、事业部门和工矿、企业工作的复员建设军人，在确定工资时，应适当照顾他们的革命资历；工矿、企业单位并应将他们的军龄计算为本工矿、企业的工龄。参加上述各项工作的复员建设军人退职时，应自重新参加工作时起，计算退职补助金。
十、复员建设军人参加带有技术性的工作时，应服从录用部门关于试用期或见习期的规定（如原在部队担任技术工作或原系技术人员，仍作同样技术工作的，不应有试用期或见习期）。在见习期间，录用部门应负责帮助他们提高技术，熟悉业务。如见习期满，仍不能胜任技术不作，可
酌情延长其试用期或见习期或另行调整工作。
十一、复员建设军人安置后，由于灾害、疾病等重大事故造成生活困难，自己无力解决，或由于年老体弱，无依无靠，生产所得不能维持生活时，可经乡人民政府报县（市）人民政府审查批准酌予补助。
十二、对于带病回乡的复员建设军人，以在家休养和就地医治为主。各级人民政府应根据具体情况按照下列原则处理：
1．一般患有慢性病的，应在家休养或请当地医生治疗，医疗费用由本人负担。如因长期患病造成生活困难时，可经乡人民政府审查报县（市）人民政府批准酌予补助。
2．需要到当地卫生所、卫生院、医院门诊的，可免缴挂号费，医疗费用由本人负担。对于个别无力负担的可经区以上人民政府批准酌予减免，减免的费用，由医疗单位按月报由县（市）卫生部门汇总向同级民政部门报销。
3．必须住院的，由县（市）卫生部门批准，介绍入当地卫生院、医院医治，个别需要转院的，由县（市）卫生部门审核报省（市）卫生部门批准后，方可介绍入省（市）医院医治。住院期间的医疗费用由原籍卫生部门负责，伙食费和往返路费由本人负担。对于个别无力负担的可经原
籍县（市）人民政府批准酌予减免，减免的伙食费和往返路费，由原籍县（市）卫生部门垫付后，向同级民政部门报销。
十三、对于患有精神病的复员建设军人，病情较轻的，可由患者家属负责照管，其家庭生活困难的，可经县（市）人民政府批准给以适当补助，补助费用由优抚事业费开支。如病情严重需要治疗，家属无法照管或无家属照管的，由省（市）卫生部门设法收容，收容期间医疗、生活费用
由医疗单位向省（市）卫生部门报销。
十四、对于患有传染性麻风病的复员建设军人，由省（市）卫生部门设法收容治疗，医疗、生活费用由卫生部门负责。
十五、各地人民政府应教育复员建设军人将生产资助金有计划地用在生产上，以扩大并巩固生产基础。鼓励他们向国家银行或农村信贷合作社存款，以防止浪费或使用不当。
十六、各地人民政府对于已经得到安置的复员建设军人，应教育他们安心生产或工作，发挥积极作用。个别具有一定工作能力或专门技术不适宜农业生产要求改业的，由县（市）人民政府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尽可能在县（市）范围内逐步加以解决，如县（市）不能解决，可报请省人
民政府予以解决。但在没有解决时，仍应教育他们安心生产，不要盲目向外流动。
十七、复员建设军人回乡后，已非现役军人，其家属不再享受军人家属的优待。但原部队发给的革命军人证明书或人民政府发给的革命军人家属证件，都不必收回，可由所在乡、市辖区或不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在证件上加盖“已经转业回乡”的戳记，交本人留作纪念。
十八、复员建设军人回农村时，本人应免负代耕勤务一年，免勤期满应与群众同样负勤。但对于身体病弱的，可经乡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临时或长期继续免负代耕勤务。对于个别带病回乡不能从事主要劳动而家中又无其他劳动力的，他们的家属原享受的代耕，可经乡人民代表大会通过
酌予延长。
十九、复员建设军人发生婚姻纠纷时，当地人民政府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精神和具体情况，主动慎重处理。对于破坏军人婚姻的坏分子，应根据情节轻重，分别给予适当的惩处。
二十、各县（市）根据工作需要，可定期召开复员建设军人代表会议或座谈会。检查并总结安置工作，听取复员建设军人的意见。并对他们进行政治思想教育，鼓励和表扬模范人物，批判不正确的思想。
各地在召开革命烈士家属、革命军人家属、革命残废军人代表会议或评模会议时，应注意吸收当地复员建设军人一定名额的代表参加。
二十一、各级人民政府和吸取有复员建设军人工作的单位，应教育他们珍重自己的荣誉，积极生产和工作，密切联系群众。复员建设军人应与群众同样地遵守国家的法律、法令和劳动纪律，不能有所特殊。
二十二、复员建设军人的安置工作，必须在各级党、政统一领导下进行。县（市）以上人民政府应加强转业建设委员会的组织机构，配备专职干部，管理日常业务。此项工作，平时由民政部门主管，同级的人民武装部门应积极予以协助；必要时人事、劳动、合作、文教、卫生、财政、
经济等有关部门应派得力干部参加转业建设委员会的办事机构。
二十三、一九五0年七月一日以前处理回乡的革命军人，个别在生产生活上确实有困难的，也可按照本办法处理。
二十四、本办法自发布日起施行。



1954年10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