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 意大利共和国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意大利共和国政府民用航空运输协定


（签订日期１９７３年１月８日 生效日期１９７５年１月２９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意大利共和国政府，为便利中国人民和意大利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发展两国航空运输方面相互关系，根据互相尊重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友好合作的原则，就建立两国间以及延伸至两国以外地区的定期航班，协议如下：

　　第一条　本协定中：
　　（一）“航空当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指中国民用航空总局，意大利共和国方面指运输民航部民航总局，或两方面均指被授权执行上述当局目前所行使职能的任何当局或机构。
　　（二）“指定空运企业”，指根据本协定第三条，缔约一方通过向缔约对方发出书面通知所指定的空运企业，以经营在本协定附件一中所规定的航线上的协议航班。
　　（三）“航班”，指以飞机从事旅客、邮件或货物的公共运输的任何定期航班。
　　（四）“国际航班”，指飞越一个以上国家的领土的航班。
　　（五）“空运企业”，指提供或经营国际航班的任何航空运输企业。
　　（六）“非运输业务性经停”，指目的不在于装上或卸下旅客、货物或邮件的任何降停。

　　第二条
　　一、缔约一方给予缔约对方在本协定附件一所规定的航线（以下简称“规定航线”）上建立定期航班（以下简称“协议航班”）的权利，以载运国际旅客、行李、货物和邮件。
　　二、在不违反本协定规定的情况下，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规定航线上经营协议航班时，应享有下列权利：
　　（一）经缔约对方航空当局同意季节班期时刻表后，不降停飞越缔约对方领土；
　　（二）在缔约对方领土内作非运输业务性经停；
　　（三）在缔约对方境内的本协定附件一规定航线上的地点经停，以便上下来自或前往缔约对方或第三国境内的国际旅客、行李、货物和邮件。
　　三、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无权在缔约对方境内的一点与该境内另一点间，装载收费旅客、行李、货物和邮件。
　　四、缔约一方在规定航线上飞行协议航班，至迟应在开航前六十天通知缔约对方。始飞日期，应由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协议，并经缔约双方航空当局批准。
　　五、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可在缔约双方领土间飞行专机，但至少应在飞行五天前向缔约对方提出申请，并在通过外交途径取得许可后方可飞行。

　　第三条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意大利共和国政府，应通过外交途径指定经营规定航线上各自协议航班的空运企业。
　　二、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的主要所有权和有效管理权，应属于该缔约方。
　　三、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如不遵守缔约对方的法令规章，不按照本协定及其附件一所规定的条件经营时，缔约对方有权暂停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行使本协定第二条规定的权利，但在通常情况下，应向缔约一方协商后方可行使这种权利。这一协商应在提出要求之日起六十天内开始进行。

　　第四条
　　一、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在经营规定航线的协议航班方面，应享有公平合理的机会。
　　二、与经营规定航线有关的班期时刻表、运输章程、业务代理、地面服务等事项，应由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协商确定，并经缔约双方各自的航空当局同意。
　　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制定的班期时刻表，包括航路、航班类别，至迟应在实施前三十天通过缔约对方指定空运企业提交缔约对方航空当局同意。
　　三、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任何情况下，有权在规定航线上以任何机型，飞行协议航班。超音速飞机的使用，须经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协议，并经缔约双方航空当局批准。

　　第五条
　　一、协议航班上所采用的运价，应在合理的水平上制定，适当照顾到一切有关因素，包括经营成本、合理的利润、航班特点（诸如速度和舒适程度），如认为合适，还应照顾到规定航线上任何航段上其他空运企业的运价。
　　上述运价应根据本条下列规定予以制定。
　　二、本条第一款所指运价，应在空运企业间达成协议，如认为合适，可与经营该航线或其航段的其他空运企业协商。
　　三、按此协议的运价，至迟应在其拟议实行之日三十天前，提交缔约双方航空当局批准，在特殊情况下，如航空当局同意，这一期限可予缩短。
　　四、如指定空运企业未能就运价达成协议，缔约双方航空当局应设法相互商定运价。
　　五、如航空当局未能就根据本条第三款向其提交的任何运价，或根据第四款就运价的决定达成协议，此项争端应按照本协定第十三条规定予以解决。
　　六、如缔约任何一方航空当局对运价有异议，则此项运价不能生效。
　　七、在根据本条的各项规定制定新运价以前，按同样规定制定的运价仍应有效。

　　第六条　缔约一方应在其领土内，为缔约对方指定空运企业指定供经营规定航线所使用的机场和备降机场，并提供飞行协议航班所需的通信、导航、气象和其他附属服务。

　　第七条
　　一、缔约一方关于从事国际航班飞行的飞机进出其国境和在其领土内停留、航行的法令规章，应适用于缔约对方指定空运企业的飞机。
　　二、缔约一方关于飞机所载旅客、空勤组、行李、货物和邮件进出其国境和在其领土内停留的法令规章，应适用于缔约对方指定空运企业在缔约一方领土内的飞机所载的旅客、空勤组、行李、货物和邮件。

　　第八条
　　一、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飞行协议航班的飞机，应被允许进出缔约对方领土，而免征关税、检验费和其他任何税捐。
　　二、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的飞机上的燃料、润滑油、机上供应品、零备件和机上正常设备，应被允许进出缔约对方领土，而免征关税、检验费和其他任何税捐。按此豁免的物品，除非经缔约对方海关当局同意，不得卸下。
　　三、运入缔约一方领土、纯供飞行协议航班的缔约对方指定空运企业的飞机所使用的燃料、润滑油、机上供应品、零备件和机上正常设备，应免征关税、检验费和其他任何税捐。
　　四、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的飞机在缔约对方领土内加注的燃料和润滑油，即使部分地在上述领土内飞行时使用，应免征关税、检验费和其他任何税捐。对零备件、正常设备和机上供应品，在缔约对方主管当局确定的限度内和条件下，亦应给予同样的豁免。
　　五、按上述各款规定给予豁免的物品，除飞行航班外，不得用于其他目的，如不使用或未耗尽，应予运回，除非在有关缔约方境内另作处理，但应遵守该缔约方规定。在予以使用或处理以前，应将其交海关监管。
　　六、本条所述的豁免可能需要遵守给予豁免的缔约方领土内通常适用的手续，它们与为提供服务而收取的相应费用无关。

　　第九条
　　一、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为了经营规定航线，有权在对等的基础上在缔约对方领土内规定航线的通航地点设立代表机构。代表机构的人员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意大利共和国公民，其人数由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在对等的基础上商定，并经缔约双方航空当局批准。代表机构人员必须遵守驻在国的现行法令规章。
　　二、缔约一方应为缔约对方指定空运企业的代表机构提供协助和便利。

　　第十条　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缔约对方领土内的收入，应准予结汇。

　　第十一条
　　一、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规定航线上飞行的飞机应具有本国国籍标志和登记标志，并携带下列证件：
　　１．登记证；
　　２．适航证；
　　３．航行记录表；
　　４．机上无线电台执照；
　　５．空勤组成员的执照或证件；
　　６．空勤组名单；
　　７．注明起讫地点的旅客名单；
　　８．货物、邮件舱单。
　　缔约一方颁发的上述证件，缔约对方应承认其有效。缔约对方对缔约一方和第三国颁发给缔约对方公民、供在缔约对方领土内飞行使用的合格证和执照，保留拒绝承认的权利。
　　二、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在规定航线上飞行的空勤组成员，应分别为本国公民。
　　至于客舱机组，则可雇佣第三国公民，但须向缔约对方提交一份名单，并经其同意。

　　第十二条　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的飞机在缔约对方领土内遇险或失事时，缔约对方应指定有关当局：
　　１．对旅客和空勤组提供援助；
　　２．立即将失事情况通知缔约一方；
　　３．对飞机和机上装载物，采取一切安全措施；
　　４．调查事故情况；
　　５．准许缔约一方的观察员接近飞机，并给予一切便利条件；
　　６．如调查中不再需要上述飞机和其装载物，应予放行；
　　７．将技术调查结果书面通知缔约一方。
　　有关上述活动的费用由发生事故境内的一方负担。

　　第十三条　缔约双方应密切合作，互相支持，保证本协定正确实施。如对本协定的解释和实施发生分歧，缔约双方航空当局应本着友好合作、互相谅解的精神直接协商解决，如仍不能达成协议，缔约双方应通过外交途径予以解决。

　　第十四条　缔约一方如认为需要修改或补充本协定的任何条款，可随时要求与缔约对方进行协商，此项协商应于缔约对方接到建议之日起六十天内进行。
　　本协定的任何修改或补充，经缔约双方外交换文确认后生效。
　　缔约双方航空当局可直接协议，对本协定附件一规定的航线以及附件二作出修改。

　　第十五条　缔约一方可随时通知缔约对方终止本协定。本协定在缔约对方接到通知之日起十二个月以后终止，如在期满前，缔约一方提出撤销上述通知，并取得缔约对方同意后，则本协定继续有效。

　　第十六条　本协定自缔约双方履行各自的法律手续并以外交换文相互通知后生效。
　　本协定于一九七三年一月八日在北京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意大利文和英文写成，三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　　　　　　意大利共和国政府代表
　　　　　邝　任　农　　　　　　　　　　ＨＥ弗里斯桑蒂尼
　　　　　　（签字）　　　　　　　　　　　　（签字）

　附件一

　一、航线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指定空运企业所经营的协议航班的往返航线：
　　中国境内的地点－卡拉奇或拉瓦尔品第或坎大哈－德黑兰－安卡拉或伊斯坦布尔－布加勒斯特或贝尔格莱德－地拉那—雅典－开罗－罗马和／或米兰－巴黎－欧洲地区其他第三国的地点。
　　（二）意大利共和国政府指定空运企业所经营的协议航班的往返航线：
　　意大利境内的地点－布加勒斯特或贝尔格莱德－雅典－伊斯坦布尔或安卡拉－开罗或贝鲁特－德黑兰－卡拉奇－新德里或孟买－科伦坡－仰光－上海和／或北京－东京－亚洲地区其他第三国的地点。

　二、班次
　　缔约任何一方指定空运企业有权在规定航线上每周飞行三次航班（混合班机或货机）。如需再增加航班次数，应经缔约双方航空当局协商同意。

　三、不经停权利
　　根据指定空运企业的意见，任何或所有航班，在第三国境内规定航线上的一点或多点可不予经停。

　四、业务权
　　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有权在规定航线上各经停点和缔约对方领土间载运旅客、行李、货物和邮件。

　五、加班
　　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规定航线上作加班飞行，应在每次飞行五天前向缔约对方航空当局提出申请，并取得许可后方可飞行。

　附件二：　　　关于航行、通信、气象和其他附属服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意大利共和国政府民用航空运输协定第六条的规定，缔约双方就相互提供航行、通信、气象和其他附属服务问题，协议如下：

　一、航行资料
　　缔约一方有关当局应向缔约对方指定空运企业提供协议航班飞机在本国境内飞行所需的下列航行资料：
　　（一）航路资料；
　　（二）通航机场和备降机场资料；
　　（三）无线电通信设备和导航设备资料；
　　（四）飞行规则。
　　上述资料如有更改或补充，应及时以航行通告形式通知缔约对方指定空运企业。紧急航行通告应以通讯设备传递（电传或无线电传等），必要时应直接用无线电发给缔约对方指定空运企业的有关飞机，并于事后以书面证实。
　　航行资料和航行通告应采用英文。传递航行通告时，应采用国际通用的航行通告简语。

　二、气象服务
　　（一）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规定航线上飞行的飞机，从其本国飞往缔约对方国境，缔约对方有关当局应在飞机从缔约对方国境外最后一个起飞站起飞前三小时，向缔约一方有关当局提供缔约对方国境内的下列气象资料：
　　１．目的站的天气预报和天气报告；
　　２．由国境线至目的站的航路天气预报；
　　３．备降机场的天气预报和天气报告。
　　上述飞机在缔约对方国境内飞行中如发生危险天气警报，缔约对方有关当局应及时向飞机通报。
　　（二）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规定航线上飞行的飞机，在缔约对方国境内起飞，缔约对方有关当局应尽力在飞机起飞前三小时，向缔约一方有关当局提供至第一目的站的下列气象资料：
　　１．起飞站的天气预报和天气报告；
　　２．由起飞站至国境线的航路天气预报；
　　３．备降机场的天气预报和天气报告。
　　上述飞机在缔约对方国境内飞行中如发生危险天气警报，缔约对方有关当局应及时向飞机通报。
　　（三）缔约双方有关当局在编制气象资料时，应使用英文明语或现行国际气象电码。
　　（四）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的飞机飞经第三国，有关该第三国的天气预报和天气报告，应由缔约一方有关当局向第三国主管当局办理必要的交涉。缔约对方有关当局负责收转。
　　（五）每次起飞前，起飞站气象台应向机长或其代表讲解天气，并提交飞行天气报告表。此表应在飞行结束后妥善保存，定期退回提供方。

　三、空中交通管制
　　（一）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飞机的空勤组成员，在飞行规定航线时，应充分熟悉并严格遵守缔约对方有关当局的空中交通管制程序。
　　（二）起飞前，机长或其代表应提出飞行计划，提交起飞地点的空中交通管制部门批准，并按批准的飞行计划实施飞行。
　　只有取得有关空中交通管制部门的批准，方可改变飞行计划；在来不及取得有关空中交通管制部门的批准，需要立即改变飞行计划的紧急情况下，机长有权改变飞行计划，但应立即通知有关空中交通管制部门，有关空中交通管制部门应尽力予以协作，但机长应对此产生的后果负责。
　　（三）每次飞行前，缔约一方有关空中交通管制部门应向空勤组成员讲解它所具有的规定航线上起飞站、第一目的站、备降机场的情况，包括无线电通信设备、导航设备以及其他为安全飞行所需了解的情况。
　　（四）为了飞行安全和正常，缔约一方航空当局空中交通管制部门应对在本国境内飞行的缔约对方指定空运企业的飞机进行指挥。
　　（五）在不违反本附件二第三条规定的情况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指定空运企业在意大利境内飞行航班时，应沿下列管制空域内的航路飞行：
　　１．从东部进入罗马菲乌米济诺机场的航路
　　ＵＡ１４／Ｇ（北纬４０°０４′东经１９°００′）－布林的西－天诺－弗罗齐诺内－坎帕尼亚诺－菲乌米济诺
　　２．从西部进入罗马菲乌米济诺机场的航路
　　白山－都灵－热那亚－佛罗伦萨－波尔萨纳－坎帕尼亚诺－菲乌米济诺
　　３．从罗马菲乌米济诺机场向东飞的航路
　　蓬察－索莱托－布林的西－ＵＡ１４／Ｇ（北纬４０°０４′东经１９°００′）
　　４．从罗马菲乌米济诺机场向西飞的航路
　　其格利奥－埃尔巴－都灵－白山
　　５．从罗马菲乌米济诺机场到米兰马尔佩沙机场的航路
　　其格利奥－埃尔巴－热那亚－沃格拉－马尔佩沙
　　６．从西部进入米兰马尔佩沙机场的航路
　　白山－都灵－沃格拉－马尔佩沙
　　７．从米兰马尔佩沙机场向西飞的航路
　　罗马尼亚诺－ＵＢ４／Ｅ－ＳＴ．帕来克斯
　　８．从米兰马尔佩沙机场到罗马菲乌米济诺机场的航路
　　萨朗诺－特兰索－巴马－佛罗伦萨－波尔萨纳－坎帕尼亚诺－菲乌米济诺
　　９．从东部进入米兰马尔佩沙机场的航路
　　ＵＡ１４／Ｇ（北纬４０°０４′东经１９°００′）－布林的西－安科纳－佛罗伦萨－Ｇ7Ａ－热那亚－沃格拉－马尔佩沙
　　１０．从米兰马尔佩沙机场向东飞的航路
　　萨朗诺－特兰索－巴马－Ｇ7Ａ－佛罗伦萨－安科纳－布林的西－ＵＡ１４／Ｇ（北纬４０°０４′东经１９°００′）
　　在不违反本附件二第三条规定的情况下，意大利共和国政府指定空运企业在中国境内飞行航班时，应沿下列管制空域内的航路飞行：
　　１．从西部到上海机场的往返航路：北纬２３°２８′东经９８°５３′３０″－临沧－昆明－息烽－吉卫－临澧－武汉－秣陵关－无锡－上海
　　２．从西部到北京机场的往返航路：北纬２３°２８′东经９８°５３′３０″－临沧－昆明－息烽－吉卫－临澧－武汉－秣陵关－无锡－邳县－泊头－大王庄－北京
　　３．从东部到上海机场的往返航路：佘山－横沙－龙华－上海
　　４．从东部到北京机场的往返航路：佘山－横沙－龙华－虹桥－无锡－邳县－泊头－大王庄－北京
　　５．从上海机场到北京机场的往返航路：无锡－邳县－泊头－大王庄－北京
　　缔约一方境内的上述航路如有修改，该缔约方有关当局应及时通知缔约对方有关当局，并应告知修改后所沿飞行的航路。

　四、无线电通信导航服务
　　（一）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飞行规定航线在两国间传递电报的办法，按照本附件二附录的规定办理。
　　（二）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规定航线上飞行的飞机，应尽可能装有适合使用缔约对方有关当局无线电通信导航服务的设备。
　　（三）在规定航线上飞行的飞机，应备有使用地面无线电通信导航设备所必需的无线电频率。
　　（四）机长应在规定的频率上与指定的空中交通管制部门保持不间断的双向通信联络。
　　（五）在陆空无线电通话和平面无线电通报中，采用英语和国际通用的航空Ｑ简语。

　五、协商
　　如有必要就本附件二有关事项进行协商，此项协商应在缔约双方航空当局间进行。
　　注：经双方换文，该协定于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九日起生效。

　附录　　　　　　　　　关于传递电报的办法

　　１．鉴于缔约双方有关当局间无直达的无线电平面通信电路，双方间的航空电报，经由香港承转。
　　２．昆明和仰光间以及乌鲁木齐和卡拉奇间的平面通信电路可做为备用。
　　３．如意航驻仰光办事机构有电报发往中国民航，可经上述昆明和仰光间电路传递，但意航需向缅航有关当局协商取得同意。
　　４．电报格式均使用国际通用的电报格式。
　　５．缔约双方有关当局在电报中均使用格林威治时间。
德国中央银行法律制度的演变
——从央行独立性角度的考察

社会市场经济理论是在德国首先被提出的，并被实践证明是有效的。该体制为德国整个国民经济活动创造了良好的总体环境，并为战后德国经济的恢复及腾飞提供了制度保障。而在实现社会市场经济诸手段中，货币政策工具是重要的一环，因为在宏观经济秩序中，稳定的币值和良好的金融秩序对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关系极大。可以说，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建立稳定的币值和良好的金融秩序，不但其经济不能良好发展，而且还可能诱发政治上的动乱。①基于此，德国建立了独具特色的独立性极强的中央银行并实行独立的货币金融政策。但是，德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并非任何人之理性凭空设计而成，而是对德国中央银行百年发展所有经验教训总结后的选择。本文笔者试图通过对德国中央银行法律制度之演变分析，得出上述结论，其为我国中央银行法律制度的完善提供有助益之参考。②
一、德国境内银行的早期发展及央行体制的建立
（一）德国统一前银行的发展
德国，在1871年以前仅仅是作为一个地理概念而存在的，它由360多个封建诸侯统治着的小邦组成，没有统一的政权，因而亦无法产生能发行通行全境货币的中央银行。但是，随着其境内经济的发展，曾经出现了许多具有融资功能的金融机构。马克思就曾经指出：这里没有伊萨克·佩雷尔，但有数百个梅维森，且不说比德国诸侯数目还多的动产抵押贷款银行。③例如，在16世纪，南德意志出现了许多机构，它们在促进银矿开采、通过威尼斯与地中海东部诸国及岛屿做贸易、以及通过里昂，特别是通过安特卫普向诸侯们贷款方面的金融复杂性在当时已达到先进的程度；在汉堡，17世纪也出现了一家存款银行；而在普鲁士，18世纪银行也出现了，他们被用来资助军队及向容克贵族提供贷款。④
但是，德意志境内出现的诸多小银行，仍然保持着原始的状态，它们在各自诸侯国境内分散经营、分散发行银行券，使得银行经营和银行券的流通在地域之间被分割开来。而随着生产和流通的发展，市场不断扩大，分割开来的银行券流通与日益扩大的商品生产和流通之间出现矛盾，因为商品流通要求打破地域限制，所发银行券得以在较大范围的流通。⑤更为重要的是，德国境内的上述小银行通常都与诸侯政府关系密切，是其筹措战争经费的工具，容易受到战争胜负的影响，支付能力波动极大，倒闭破产案件层出不穷。因此，人们认识到有必要用资力雄厚的银行来发行全国统一流通的货币，提高货币的稳定性，建立稳定的社会信用机制。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德国的银行逐步走上了统一的道路。众所周知，许多国家货币和银行制度的地区性统一通常要经历一个缓慢的，有时甚至是痛苦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在德国尤为突出，因为德国国家的统一是如此之慢和痛苦。这一过程是从普鲁士开始的。1790年，弗雷德里克大帝创建的皇家海外公司（1772年建立）演变成经营外汇信贷和办理国家贷款的银行。1809年又被改组为纯粹的国家银行，并于1846年获得发行银行券的许可，成为银行券发行银行，初具中央银行的雏形。①另一方面，德国境内货币的统一，也促进了中央银行的出现。1828年，德意志诸侯国之间建立起了关税同盟，实现了关税的统一，而该同盟的另一个目标是实现铸币的统一，并为此进行了努力，并于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时实行的货币改革后，完全实现了德国境内货币的统一。
（二）德意志帝国银行的建立
随着德意志国家和货币的统一，建立一个中央银行来管理货币的时机已经成熟。当时的国会议员路德维希·班贝尔是创设中央银行的积极倡导者，他认为“分担的责任不是责任”，国家应当集中金融权。但是，班贝尔这一主张遭到了时任普鲁士财政大臣的坎普豪森的反对，他更想保留诸侯国的权力。②经过一场包括德意志帝国首相卢道夫·冯德尔布吕克在内的三角斗争，双方达成妥协，制定出台了《德意志帝国银行法》，将普鲁士国家银行改成帝国银行作为中央银行，但继续保留其它32家地方银行发行货币的权利，但这些权利要受到限制，并且它们的经营范围也严格被限制在本诸侯国领土之内。德国的中央银行制度由此开始形成。
根据银行法，德意志帝国银行以“调节帝国境内货币流通量、为支付清算提供便利并且保证可获得资本的充分利用”为职责。它是股份制私人银行，但股东并没有实质性的权力，其最高控制权属于帝国首相及其领导下的帝国银行董事会，以首相为首的5人托管委员会负责对银行体系进行监督。这一体制确保了国家对帝国银行的决定性影响。③但是，在帝国银行建立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相当长时间内，德国货币政策并未显现出这一决定性影响，帝国银行在法律范围内独立的行使着自己的职责。另一方面，帝国银行发行银行券亦有发行准备的限制，该法规定：银行发行的三分之一银行券必须以由金银铸成的德国硬币、帝国国库券或黄金作为发行准备（即所谓的“现金准备”），其他银行券的发行则需优等商业汇票作为发行准备（即所谓的“银行准备”），超过限额发行银行券时须向帝国政府缴纳5%的货币发行税。这一规定大大降低了发生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因为政府受此规定限制，无法向银行无限贷款从而逼迫央行滥发货币。
上述中央银行体制，为德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19世纪下半叶，德国开始工业革命，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完成了经济性质的根本转变，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跃升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工业化强国。在这一过程中，德国的金融体制为企业的技术改造和资本扩张提供了雄厚的资金保障，成为经济迅猛发展的助推剂。但是，在1914年，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来临的时候时，德国央行体制固有的弱点凸显出来。当时，为了筹措战争费用，政府利用对银行的控制权向帝国银行借款。黄金兑换制度及纸币发行税均被废止。（发行准备条例虽然没有一起被取消但在执行上也大大放松了。）取而代之的“现金准备”则是政府机构的借款借据，而“银行准备”则是帝国国库券及帝国短期债券。④这种以政府债券替代黄金储备向中央银行融资以扩张国家信用的战时体制，为战后发生的严重通货膨胀埋下了祸根。
二、1914年—1945年间的德国央行法律制度——崩溃与改造之间徘徊
如上所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政府为筹措战争经费而大举向帝国银行贷款，引发了通货膨胀。而在战争结束后，德国政府面对高额的战争赔款、公债和战争受害者的补助金，惟有通过中央银行增加货币发行量，才能摆脱困境。由此，德国国内的通货如快马奔驰一样的急剧膨胀。根据需尔特弗雷里希的研究，1923年6月德国流通中的货币达到17万亿马克，比1914年的63亿马克增加了2750倍；而流动债券在1923年11月达到19万万亿马克，比1914年7月的30万亿马克增加363亿千倍。1923年6月的物价是1913年的19985倍。①德国民众生活在极度的恐慌之中。面对上述致命的恶果，1919年上台的魏玛政府惟有一个策略可以运用，即对中央银行法律制度进行重大改革，增强帝国银行的独立性，以重建战后德国货币体制。另外，一战后，国际上要求中央银行保持独立的呼声日高，1920年布鲁塞尔国际金融会议曾作出如下决议：“中央银行必须不受政府的压力，而应依循审慎的金融路线而行动。”1922年的热亚那国际金融会议，对上述宗旨予以了同样的强调。②
在国内压力和国际呼吁下，1924年魏玛政府颁布了《银行法》，规定：帝国银行独立于政府；帝国银行独立对其货币政策及其贷款活动承担责任；中央银行向政府提供贷款数额也有严格的限制；中央银行对于流通中的货币必须至少拥有40%的黄金及外汇储备，承担以黄金和外汇兑换其执笔的义务。③另外，在机构设置上，为了保证帝国银行的独立性，摆脱德国政府的控制，设置了行使实质性权力的股东大会和理事会，同时，也为了保证政府对战胜的协约过履行赔款义务，该法还规定：帝国银行理事会中半数成员应当为外国人，而且其中的负责发行货币的专员必须为外国人。④上述中央银行法律制度的改革，在德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了央行应当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理念，成为德国央行独立性体制的开端。
德国中央银行独立性体制及稳定的货币体系重新确立，消除了造成通货膨胀的机制和心理根源后，伴随而来的是德国经济相对稳定的中间阶段。⑤但是，好景不长，1933年纳粹上台后，开始了对这一体制的反动。纳粹的全部对内对外政策和经济政策都是为准备发动战争服务的，希特勒取得政权“……是由那些把德国推入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灾难，并且应对通货膨胀以及1929—1932年经济危机负责的帝国主义战争贩子安排好的。这些老牌的叛卖德国民族利益的罪犯，这时又依靠希特勒党来准备另一场世界大战了”。⑥按照上述目的，纳粹政府把德意志帝国银行转变为自己筹措战争款的工具，帝国银行则完全丧失了独立性，按照政府甚至希特勒个人的额意志发行货币，而毋需说制定执行独立的货币政策了。
为了使纳粹上述任意利用信用扩张来支持战争经济的金融体制合法化，希特勒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银行法规。1933年，重新修订的《银行法》颁布，规定：取消帝国银行的理事会，帝国银行行长及董事会成员的任命权转归国家元首；赋予帝国银行执行公开市场政策的权力，但很少使用它；帝国银行可以对“创造就业汇票”进行贴现，以便向新政府为创造就业提供资金。⑦但是，当这一融资手段被用作为战争准备资金时，这一制度彻底丧失了信用，并由此导致通货膨胀性的货币供应。当然，纳粹政府的上述做法，亦遭到了帝国银行的强烈反对，但却无力阻止它，在反对声中，帝国银行的独立性亦逐步减小。1937年2月，帝国银行新秩序法颁布，规定帝国银行董事会由元首直接领导，该行的独立性被彻底剥夺。到1939年，该董事会也被最终解散。①1939边，纳粹政府又颁布帝国银行法，规定：停止兑换纸币；由40%黄金和外汇构成的发行准备可全部由汇票、支票、短期国库券、帝国财政债券和其他类似债券充当；中央银行对帝国提供的贷款数额最终由“领袖和帝国元首”决定。②至此，纳粹政府最终完成了中央银行法律上和经济上的国有化。
三、德国中央银行的重建
（一）德意志诸州银行的建立和货币秩序的重建
战败后的德国一片废墟，满目苍荑，大部分城市化为乌有，遍地断壁残垣。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战争时期纳粹政府大量发行货币，到战争结束时，德国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德国经济被彻底切断了“血脉”。1935年—1945年间，德国的现金流通由63亿帝国马克激增到730亿帝国马克，银行存款大约由300亿增加到1500亿以上。第三帝国的公共债务由150亿帝国马克上升到4150亿帝国马克。③在这一空前规模的通货膨胀压力下，德国的银行及货币体系已经名存实亡，美国的香烟甚至代替了帝国马克而成为流通的手段。当时的经济学家W·勒普克曾嘲笑般的说这是“一种发油——烟灰缸——药茶的经济”。④
面对德国的经济形势，美英法三国出于政治因素的考虑，开始协调各自的对德政策，并很快达成一致共识——稳定的欧洲需要稳定与繁荣的德国。⑤由此，重建德国的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而首要步骤是恢复德国被战争完全破坏的经济秩序。而德国经济恢复的前提，即为健全的货币秩序的重建，而从实际条件来看，建立一个健全的货币秩序必须有一个行之有效的中央银行以及商业银行体系。基于此，从1946年开始，美、英、法三国在西部占领区内效仿美国联邦储备体系为德国设计了一个具有严格的组织机构的两级中央银行体系。该体系由西部占领区内各州法律上独立的州银行和1948年3月1日在法兰克福建立的德意志诸州银行组成。德意志诸州银行负责货币发行，政策协调，管理外汇等，州中央银行在其辖区内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两级架构中的最高决策机构是中央银行理事会，它由行长、州中央银行行长、德意志诸州银行执行理事会总裁组成。理事会的职能是决定贴现政策和最低准备金政策，为公开市场政策和发布贷款指令制定指导原则。⑥德意志诸州银行已经具有中央银行的的雏形。接着，1948年6月，德意志诸州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开始发行德国马克，以取代帝国马克，进行货币改革以重建德国的货币秩序。与1923年一战后发生的恶性通货膨胀不同，1948的货币改革使德国经济步入了健康发展的轨道。货币改革彻底抑制了通货膨胀，为恢复市场经济体制创造了稳定的货币条件。在此基础上，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开始形成，为德国战后经济发展奇迹的发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德国人在经历了两次因中央银行听命于政府而导致灾难性后果之后，对中央银行必须享有独立性已不再有任何怀疑。另一方面，更由于1948年德意志诸州银行建立时，联邦德国作为一个国家尚未出现，这亦为央行独立于政府提供了客观环境。因此，德意志诸州银行从成立之初即独立于德国的政治机构之外，1951年后它又完全独立于盟国军事管理委员会。
（二）德意志联邦银行的建立
如上所述，德意志诸州银行领导下的两级中央银行体制，仅仅是盟国军管当局为推行货币改革而成立的过渡性机构，它本身是依据军管当局发布的命令组建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以后，由于军管当局的法令无法被纳入联邦德国的法律体系之中，循此而建的德意志诸州银行亦因此而丧失了继续作为德国央行而存在的法律基础。因此，1949年联邦德国《基本法》以宪法的形式要求建立国家中央银行以取而代之。该法第88条规：联邦政府应当建立一个中央银行并且以德国的法律取代在那之前所实施的占领军法令。①
经过近8年的准备，按照《基本法》的要求，德国于1957年6月26日颁布了《德意志联邦银行法》，废除了两级中央银行体制，在合并、改组州中央银行的基础上，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银行——德意志联邦银行。尽管各州中央银行仍然保留了自己的名称，但实质上已失去了独立性，成为德意志联邦银行的分支机构。该法详细规定了联邦银行的法律形式、任务、组织机构、与联邦政府的关系、货币政策权限、业务范围、年度决算、利润分配、报表制度等内容。其最大的意义在于，为世界塑造了一个崭新的和独立性很大的中央银行。
三、德意志联邦银行独立性分析
中央银行和政府的关系是各国宏观经济管理中不可忽视，也无法回避的问题。一个经济的发展情况及潜力如何，首先取决于宏观经济机制是否健全，运作是否有效。只有具有充分独立性的中央银行，才能带来稳定一贯而又机动灵活的货币政策，这正是健全的宏观体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②因此，一个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中央银行，是确保货币政策法律机制健康运作的首要条件。③而就独立性而言，德国的中央银行最具代表，其现已成为独立体制的代名词，成为当今众多经济学家和金融组织所有、推荐的模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亦不例外。
（一）德意志联邦银行独立性之原因
在本文的第一、二部分中，笔者不惜笔墨对德国银行体制（尤其是央行体制的发展）做了详细的介绍，其目的毋宁在于揭示德国历史上两次大规模通货膨胀所引发的民众“通货恐慌”所带来的影响。正如上所述，德国人从两次创伤中得出经验，即货币政策的主管机关必须是独立于政府，只有这样才能完成其基本任务——保卫货币。在德国人意识中，中央银行听命于政府会使货币政策带有通货膨胀的倾向，因此，为了确保那些因通货膨胀而受损失的人们的公正利益，就需要有一个尽量摆脱政治压力的独立的中央银行。经过近50年的发展，德国对中央银行独立性之认识已基本摆脱了对以往痛苦经历的“感情记忆”，而更多的给予理性化的思考，但两者所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即必须保持央行之独立性。在社会市场经济体系中，金融政策应当放在首要的位置货币应当维持并独立于政治影响，这是不容改变的。④
（二）德国中央银行独立性之体现
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是指法律赋予中央银行在国民经济宏观调控体系中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自主权，以及为确保自主权的有效行使而采取的相关法律措施。其内容有两个部分，一是中央银行自主权的立法界定；二是中央银行在行使自主权时受制于其他法律主体的程度，亦即要处理中央银行和其他法律主体（尤其是政府）之间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问题就是中央银行法律地位的确定问题。⑤世界各国中，德国拥有独立性最强的中央银行，即德意志联邦银行。德意志联邦银行的独立性特色在《联邦银行法》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该法的核心即在于为德国央行的独立性地位提供了合法的制度保障。
首先，德意志联邦银行组织独立性方面的考察。《联邦银行法》第3条明确规定：德意志联邦银行是公法意义上的联邦直接法人。虽然该条接着规定了联邦银行的设立资本2.9亿德国马克归联邦政府所有，但是，法律赋予联邦银行完全的自主权，其组织上不受总理的领导，不受政府的监督，也不受银行监督局的检查。政府作为最大的股东对央行的业务不得进行干涉。该法第12条规定：在行使本法授予的权力与职权时，联邦银行不受联邦政府指令的干涉。在管理组织机构上，联邦银行由中央银行理事会、执行理事会和州中央银行执行理事会共同完成，但最高管理机构是中央银行理事会，它也是独立于政府单独行使最高管理权的。另外，德国中央银行的人事任免制度亦保证了其组织上的独立性。德意志联邦银行具有最高国家行政级别，直接向议会负责，其行长由总统任命，任期8年。这就使得联邦银行行长不受总统和政府更迭的影响，从人事组织上保证了联邦银行各项经济政策的独立性和延续性。①
其次，联邦银行与政府关系的角度考察。《联邦银行法》对上述两者关系问题非常重视，并设专章（第3章）对此予以专门规定。联邦银行与政府的关系，充分体现着联邦银行的最大特点，亦即，中央银行对政府和议会的适当程度相当独立性，从而保证央行能够有效的完成法律所规定的包括稳定货币在内的一切任务。②一方面，《联邦银行法》明确规定，联邦银行在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和活动时不受政府的干预，虽然联邦政府的代表有权出席联邦银行董事会，有权向其提出建议，但无最后之表决权，只能提出异议，可要求董事会推迟表决，但最多只有两周。另一方面，该法也规定联邦银行在保卫本身任务的前提下，有责任支持政府的一般经济政策，并与之合作，就具有重大货币政策意义的事项向政府提供咨询，并应政府的要求回答问题和提供情报。应当特别指出的是，法律规定的联邦银行必须与政府合作紧密合作的义务与其独立行使货币政策的原则是不矛盾的。因为两者的根本目的是一致的。根据“经济稳定增长法”，联邦政府的一切经济政策措施都必须在自由市场经济的框架内，同时有利于达到物价稳定、高度就业、外汇平衡和稳健而适度的经济增长。③上述目的亦为联邦银行的根本目标之所在。但是，如若政府的政策偏离了上述方向，联邦银行可以不支持其政策而独立依法行使货币政策权，因为对其而言，保卫货币是其一贯的、不可抗拒的唯一目的。一言以蔽之，德国联邦银行与联邦政府的关系是在独立基础上的紧密合作关系。④
从职能方面考察，联邦银行的独立性亦十分明显。《联邦银行法》第3条规定：德意志联邦银行利用本法赋予的货币政策权限，调节货币流通和经济的资金融通，以达到保卫货币的目的，并从事国内外支付事务的银行清算。并且，联邦银行在行使上述职权时不受政府指令的干涉。具体的说，德意志联邦银行的职能包括以下几点，但应当指出的是，联邦政府每项职权的行使，法律都赋予其排他性的专属职权。⑤首先，发挥中央银行货币发行银行的职能。按照《联邦银行法》，联邦银行有垄断发行货币的权力，并且应当确保有效控制货币流通量，维持货币稳定。其次，实施“银行的银行”职能，即发挥最后贷款人的作用。联邦银行通过法律规定实施对银行信贷的控制，其手段有最低准备金政策、贴现、信贷和公开市场政策、存款政策。再次，实施“国家的银行”的职能。《联邦银行法》规定：联邦银行可以对联邦政府、州政府、联邦铁路和邮政等公共部门以及某些特色机构，按照市场利率发放贷款。在该职能实施时，央行独立性的缺失是最容易导致灾难性的通货膨胀。因为，一旦央行丧失独立性沦为政府筹款的工具而任意扩张政府信用，极有可能导致政府向银行无限透支和任意扩大货币发行，从而引发通货膨胀。因此，德国法律第20条规定了联邦银行向政府公共部门贷款的最高限额，这亦是为保证央行独立性的一项措施。最后，货币储备管理者的职能，亦即联邦银行作为德国官方货币储备的唯一机构，有责任保证国家国际现金支付的能力，这也是联邦银行独立行使职权的职能。



本文作者：任 超 男 华东政法学院外国法制史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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