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人大常委会


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推广法》的决定



(1996年12月20日江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江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听取并审议了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华桐作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推广法》(以下简称“农业两法”)，以及我省与“农业两法”配套法规的执行情况的报告。会议认为，“农业两法”颁布以来，我省各级人民政府认真组织贯彻实施，正确处理农村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在依法治农、依法兴农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农业基础地位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但是，从这次“农业两法”执法检查的情况看，在“农业两法”的贯彻实施过程中，仍然存在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有的地方的问题还比较严重，需要采取措施认真加以解决。为了进一步促进“农业两法”的贯彻实施，促使我省农业和农村工作步入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会议决定：
　　　　一、加强“农业两法”学习、宣传、教育的力度和深度。“农业两法”和与农业有关的法律法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促进农业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保证，要站在依法治农、依法治省、依法治国的战略高度，在总结经验、巩固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运用各种生动活泼、行之有效的手段和形式，更加广泛、深入、持久地学习、宣传“农业两法”和与农业有关的法律法规，提高各级人民政府和广大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贯彻实施“农业两法”和与农业有关的法律法规的自觉性和依法决策、依法治农、依法兴农的水平；要增强有关执法部门依法行政的责任感，做好各项服务工作；要提高广大农民和农技推广机构依法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和能力。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的领导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带头学法、懂法，切实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模范遵守和执行“农业两法”和与农业有关的法律法规；各新闻单位要密切配合，大张旗鼓地开展“农业两法”和与农业有关的法律法规的宣传活动，做到家喻户晓，使农业基础地位的观念，依靠政策、依靠科技、增加投入发展农业的观念和依法维护农民合法权益的观念深入人心，充分发挥法律法规的支农护农作用，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二、加强监督管理，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减轻农民负担是事关农村稳定和发展，事关党和人民政府同农民关系的重大问题。各级人民政府及行政执法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人民政府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坚持各级主要领导亲自抓、负总责，各部门密切配合、齐抓共管，切实抓出成效来。兴办农村各项公益事业，要从农村的实际出发，从农民的承受能力出发，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严肃查处违法违纪案件，纠正违法违纪行为；建立和完善一整套切合实际、行之有效的监督制度，杜绝有法不依、有令不行、随意加重农民负担现象的发生。
　　　　三、依法增加农业投入。各级人民政府及其财政部门要严格依法编制和执行预算，使本级财政支农支出的增长幅度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各级审计部门要加强对财政支农支出的审计监督；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审议本级预算及其执行情况时，要把农业投入增长是否达到法定要求作为重点，务求农业投入达到法定要求。
　　　　四、加强农技服务体系建设和农技推广工作。各级人民政府要按国家规定明确农业“五站”是国家在基层的事业单位，从实际情况出发，把应建未建的乡镇农业基层站全部建立起来，省下达的农业“五站”编制数要全部分解落实到乡镇基层站。实行“三定”后的乡镇农技推广机构的经费应纳入同级财政预算，财政部门不得因为乡镇农业“五站”组织收入而减拨其事业费；农业“五站”组织的收入要按规定用于农技推广和改善单位职工生活条件，乡镇人民政府不能硬性规定其上缴任务。各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要对农业“五站”进行整顿，对在岗的符合条件的农技人员，有关部门要优先解决转编所需的聘干和农转非指标；经过“三定”和整顿后的农业“五站”的缺编人员，应从农业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和在编的、在岗的、符合条件的农技人员中补充，不得将非农技人员调入农业“五站”；对农技人员要进行培训，提高其政治业务素质。农技服务站要为农民提供及时、优质、高效的技术服务，依法开展技物结合服务。要重视和加强农业科研部门的建设；科研部门要面向农村，加强农业科技的研究、开发工作；有关大专院校要积极开展农业技术研究、开发和教育培训工作。
　　　　五、加强立法和执法监督工作，促进“农业两法”的贯彻实施。省人民政府要在总结这次执法检查和“农业两法”贯彻实施经验的基础上，针对执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尽快制定、完善农业技术改进费征集和农业特产税、生猪屠宰税返还的实施办法。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及时听取同级人民政府贯彻执行“农业两法”情况的汇报，强化对“农业两法”贯彻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支持和督促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强化执法力度，严格依法行政，加快我省农业上台阶、农民奔小康的进程。



对我国《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的不同理解

张爱民 秦昌东


2004年5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交安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的范围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按以下方式承担民事责任：……。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民事责任。”对该规定最直接的理解是：交通事故发生后的损失，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责任限额内直接承担赔偿责任。超过的限额的部分，由受害人和侵权人根据各自责任的大小予以分担。至于说保险公司在赔偿案件中所处的诉讼地位以及对受害人请求是否能够抗辩等问题则不予考虑。笔者认为这样的规定值得商榷。笔者认为《交安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主要存在下列问题：
一、用语不严谨。
保险责任的承担基于保险人和被保险人订立了保险合同并由约定保险事由的发生而产生。虽说保险合同的订立不适用合同法的规定，而是适用我国保险法的规定，但就合同的性质来讲，保险合同仍然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一种意定的民事合同，必须有保险人和被保险人的合意为要件。只不过由于保险行业的特殊性，合同的内容和形式采取的是一种格式条款的规定。根据我国保险合同的性质和保险法的规定，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并不是一种强制性保险，只不过是在机动车的年检过程中，由于车辆管理部门的要求，必须有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合同方可以检车，第三者责任险成了事实上的强制保险。且不说《交安法》第十三条的规定是否在事实上进一步确立了保险公司的行业垄断地位（因为确定了机动车年检必须要有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单，尽管第三者责任险是由保险法调整的一种自愿选择的险种），单就从专业术语来看，没有“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一说。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交安法》所规定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并不存在，保险公司可以拒绝承担责任。
二、原则不规范。
根据《交安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事故造成的损失由保险公司先在第三者责任险的限额范围内承担责任，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才由侵权人和受害人根据各自的过错分担责任。从该规定可以确定，在第三者责任险的限额范围内，无论受害人对造成的损失是否有过错，其对事故造成的损失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只有超出限额的部分，受害人才可以根据自己的过错承担责任。这样的规定到底是为了保护受害人还是放纵了受害人？根据我国侵权赔偿的通说，行为人应当根据自己的过错程度承担民事责任，贯彻的是过错责任原则。《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该两项规定即是对过错责任原则的体现。《交安法》第七十六条一个很明显的缺陷就是，受害人对造成的损失是否承担责任，完全取决于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的限额范围。同样的事故损失，同样的过错程度，如果保险合同商定的保险金额高，超出了事故造成的损失，受害人则不承担责任。如果保险合同商定的保险金额底，低于事故造成的损失，受害人则需要承担民事责。受害人是否对损害承担责任要看他的运气如何，取决于侵权机动车是否投保了第三者责任险以及保险金额高低。《交安法》确定的是由侵权人在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了事实上的严格责任原则（虽然是由保险公司承担的赔偿责任，但保险公司是基于与侵权人的保险合同关系而承担的一种转承责任）。从法律责任的归责原则来说，《交安法》所确立的这种根据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限额来确定受害人是否对损失承担责任而不是根据过错程度来确定受害人是否承担责任的严格责任原则与我国民事侵权法律中的过错责任原则相违背。同时，从法律渊源上来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七条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是基本法律，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是一般法律。《民法通则》由全国人大制定，《交安法》则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在法律适用上应当优先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无论从民事侵权法律归责原则还是从具体的法律规定来说，《交安法》第七十六条有关“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的范围内予以赔偿”的规定实属立法不足。
三、规定不明确。
根据《交安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诉讼中，受害人通常会一并诉讼保险公司。在适用该法律规定中，司法实践出现了混乱。首先混乱的是保险公司的诉讼地位。现在的通常做法是将保险公司作为被告或者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无论是何种诉讼地位，结果是一样的，均由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内直接承担赔偿责任。笔者认为确认保险公司的被告地位或者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地位均有不妥。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诉讼是一种侵权之诉。能够成为侵权之诉被告的应当是侵权行为人或者依据法律规定对行为人行为承担责任的人。保险公司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诉讼中既不是侵权行为人亦不是行为人的法定责任人，其只与侵权人之间存在一种特定的民事合同关系——保险合同关系。受害人与保险公司没有的权利义务关系。保险公司与侵权人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与受害人与侵权人之间的侵权之诉既非同一亦非同类，因此将保险公司作为共同被告诉讼没有法律依据。将保险公司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同样有不妥之处。之所以要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内先行承担赔偿责任是基于保险公司与侵权人之间存在保险合同关系。无论赔偿多少，保险公司都需要与侵权人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进行分担。从这个方面来说，保险公司与侵权人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诉讼的处理结果利益是共同的。如果排除保险公司权利人的地位或者排除保险公司的抗辩甚至是主张权利，则可能对保险公司的利益造成损害。不排除受害人与侵权人在第三者责任险的限额内恶意串通取得保险金行为的存在。比如，受害人的损失是6万元，保险限额是10万。根据保险合同，保险公司的赔付率是80%。如果按照正常的赔偿程序，保险公司在赔偿6万后，可以向侵权人主张20%，即1.2万。实际赔付4.8万。如果受害人和侵权人串通，确定的损失为10万（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对受害人有精神损害的，存在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的弹性条款），则保险公司赔偿10万后向侵权人主张20%，即2万，保险公司实际赔付了8万。所以将保险公司置于该诉讼地位同样不妥。
其次是法律关系的混乱。由保险公司参加的诉讼中，存在两种法律关系，即受害人和侵权人之间的侵权法律关系与侵权人和保险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法院通常会详细审查受害人和侵权人之间的侵权法律关系（比如诉讼主体、侵权事实、损害事实等），对侵权人和保险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只作一般的审查，即侵权人和保险公司之间有无保险合同关系以及所保的第三者责任险的最高限额。最莫名其妙的是，法院根本不审查受害人和保险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以及保险公司和侵权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虽然保险公司参加了诉讼，可根本就没有解决保险合同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保险公司和侵权人若协商不成，还需要通过诉讼进行解决。将归责原则和承担责任的方式完全不同的两种法律关系放在同一诉讼之中而又不确定其中一种法律关系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复杂了司法活动。我国合同法规定代位权与第三人履行制度，《交安法》的该项规定不属于代位权的行使，也不属于第三人履行债务，地位尴尬。
第三，条文理解上的混乱。根据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的范围内予以赔偿。倘若发生交通事故以后，保险公司已经及时对侵权人的损失进行了赔付，而且是按照最高限额赔付的。对受害人于赔付以后起诉的损失是否仍然需要在保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该规定没有明确。一种意见认为，基于以人为本的立法思想，该规定主要是针对受害人的损失而制定，保险公司必须承担赔偿责任，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要求保险公司先行承担赔偿责任是因为存在第三者责任保险，保险公司将来还是需要在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承担责任的。既然保险公司已经在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了责任，则不需要再承担责任。对该条文还存在不同理解的是，受害人的损失可以要求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如果交通事故发生后，只有机动车一方的损失，机动车一方是否也可以要求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还是要求机动车一方必须以与保险公司的保险合同确认各自的权利义务关系？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交安法》第七十六条从用语、原则、内容上来说，都有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